上周六陪以前单位的同事逛石化城区，经过卫零路大堤路交界处的绿地时，我们看到了一群嬉戏的男孩，大约都是十八、九岁的样子，他们在绿地上互相推搡、吵闹，一旁停靠着几辆被改装过的轻便摩托。
同事说，他在市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我告诉他，自从来了石化以后，我便经常在夜晚看到这些摩托少年，开着音响，一群群“轰隆隆”驶过这个海滨小城的大街小巷，放荡不羁，如同不远处暗黑色的海水。
那天的风吹得很柔和，男孩们也玩得很开心，路人异样的目光在他们看来，也许不过是一种病态。在放弃了理想甚至希望以后，他们可以肆无忌惮，一身轻松。
他们让我想起了前不久的一次采访，尽管那次采访最终没有形成文字，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时时呈现出那几张幼稚的脸。
那天，一个叫李红林的小伙子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里说，由于隔壁工厂的违规操作，他朋友住的宿舍发生了火灾，宿舍里6个小姑娘的东西被烧得所剩无几，但工厂老板和房东只赔给他们2800元，平均每个人500元都不到。
第二天，我去了亭林，见到了李红林的朋友，他们告诉我，李去了区里的信访部门，要晚一点回来。我打量了一下这些在村办厂里工作的小伙子和小姑娘，他们穿那种缀满花饰的牛仔裤，T恤衫上的英文字母恶俗不堪，并且都染着一头黄黄的头发。
我理解他们的苦楚，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最终决定不把这件事情写成稿子，对此他们很理解我，自始至终，他们都把我看作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而他们也相信，“文化”可以为他们赢得公道。
李红林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决定离开。他送我到公路上等车，李红林穿得很正统，西装革履。他说他是跑业务的，那些村办厂的小伙子是他的老乡，在他们这群一起到上海打拼的人里头，李红林念的书最多。说实话，自打回金山做所谓的“记者”以后，几乎没有哪一次采访让我有“坐上宾”的感觉，除了这一次之外。
回到石化以后，我照常做每天要做的事情，有时在晚上12点的时候跑去随塘河路的步行街买奶茶喝。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亭林的那次采访以后，我就喜欢在夜晚的时候在那里逗留，在那个步行街的奶茶铺里，无论多晚，都能看见那些游荡着的男孩女孩，有时还会遇到开着音响摩托的少年。他们比我年轻，和村办厂的小伙子一样，大多穿那种缀满花饰的牛仔裤和印着恶俗英文的T恤衫。他们像夜间的猫，在一个只需要花费2元钱的地方寻找着快乐。
我和他们坐在一起喝奶茶，却并不说话。我不知道若干年以后，这些玩世不恭的少男少女们，是否会记得，那年那天，风曾经一样地吹，吹起他们泛黄的头发，也吹乱过他们年少轻狂的心。
2006年4月17日21：25时
执笔于石化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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