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柴静: 新闻戏剧的主角
柴静的“非典”
“亮出你的额头来！”进入北京羊坊店西路，那个被央视新闻评论部称为南院的三楼《新闻调查》办公室，在这里呆了有些年头的“老人”庄永志望着柴静，直截了当地说:能不能变变你的发型？这是柴静《新闻调查》生涯的第一天。
三年后，庄永志回忆本能反应的那个瞬间，笑笑，“唉，一句蠢话”。与此对应，当事人柴静想了一会儿，这个细节，她已经记不起来了。对于这家电视台的“新人”柴静来说，头发问题，显然不只是庄永志一个人注意到，“你不知道大家对一个电视记者有多少要求，发型、衣服、饰物，还有眼神、那个词用的是否恰当……”
“非典”来了。
柴静进入《新闻调查》的第一天，制片人张洁在权衡:谁做这个节目。
坐在另一个记者面前，不是采访而是接受采访，柴静仍然矜持，仿佛镜头存在……但是，“非典”这个词激活了她。“‘非典’对我，意味着解放”，柴静的喜悦来自“‘非典’时，忘了规则，忘了想努力学习的东西。”那个头发问题，“我穿上了防护服，甚至都不需要化妆了，谁还会注意你的头发？”对于自己《新闻调查》生涯第一天的记忆，是那天晚上:张洁打来电话询问，“想不想做一期‘非典’的节目。”接下来，这个时刻被如此描述，“柴静表现得‘相当迫不及待’——‘当然当然’之后，短信过去再表决心，没回音，急了，再电话去，开口就问‘我什么时候能参加’。那边说，正准备开会呢;这边，‘一分钟就到’;然后，柴静抓起书包就出门，果真‘一分钟就到了’‘沸腾的办公室’。第二天报道就开始了。”
之后，庄永志解释自己提出的“额头”问题为什么是蠢话——“‘非典’病房可不是美容院，她可不是在用头发采访！”
当时正在家里做“幼童”后期的胡劲草被张洁叫到办公室，参与“非典”报道的编导。“他们前方拍，我在后方剪。用的是那种像大箱子的便携式编辑机，两个小屏幕。打开机器，看着他们拍下素材带，心里害怕，那些病毒会不会从屏幕里跑出来啊？”三年后，胡劲草很戏谑地回忆当段时光，感叹“真正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但回到曾经的现场，“我们栏目的姚大姐非常好，不断把领回来最好的口罩给我，当时新口罩数量不多，但因为我要剪‘非典’的片子，她总是把最好的给我。那种鼓鼓的口罩，最初只有我能戴呢”。
中卫酒店的三楼，只剩下柴静和他们的“‘非典’小组”。《新闻调查》第一期“非典”节目播出后，庄永志描述那个时刻，“电梯里所有楼层的按钮全部都用白纸板挡死，只留出一个空可按:三层”。三天后，酒店还是下定决心，请记者搬出酒店。
制片人张洁的尴尬与麻烦不仅是为他的“战士们”找到新酒店，“还在早期，他们回到南院来吃过一次饭，结果大家找我反映:你还注意不注意我们大家的安全？”那时刻，“唉，一瞬间，真是愤怒。但转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坚持跟自己的“战士们”呆在一起的张洁，终于等到最让他揪心的那晚，“那天参加拍摄的成员都去协和医院检查了，第二天拿结果。老实说，那天晚上，我们都忐忑不安，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一一跟他们拥抱，这是我唯一能采取的方式。我想说，如果你们有问题，我跟你们一样”。第二天，虽然10点钟才能拿到结果，但柴静节目组的成员，全部提前到了医院，“他们在医院的台阶上等待，那真是漫长的等待啊……”当然，没有意外。
与张洁胡劲草南院的“环境记忆”不同，当事人柴静很费劲地想起回南院吃饭的故事，解释自己的遗忘说，“那时，‘南院’不存在了，不那么真实地存在了”。这个事件真正的参与者与辅助者、旁观者，他们的记忆，由此分别。
柴静用文字记录下的那个时刻的感受，同样是别人的故事:
5月27日，(人民医院)急诊科的王晶昨天去世了。我们去看了她家人，她丈夫给我念妻子的短信，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着心。第一条是:“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他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进不去，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她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她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存折的密码了。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他一边恸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满脸地流，做记者哪能这样呢？可是你是人，你就不能摆脱人的情感。女儿大宝才6岁，她在门上贴张条子说，“妈妈爱我，我爱妈妈”。我问她为什么贴在门上，她不说话。我轻声问，“你是想让妈妈一回来就看见，是吗？”她点点头。临走时候，她在床上叠幸运星，说装满一整瓶子妈就回来了。我在黯淡的光线里沉默地站了一会儿，很想拥抱她一下，但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她也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我忽然明白，她其实已经知道妈妈过世了，但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的难过。出来后，车行驶在二环路，满天的乌黑的云压着城，暴雨马上就要下来。我们一车人，谁也不说话。不知道这期节目能不能播出，我只希望保留下这些素材，20年之后，大宝长大了，我可以放给她看一看，让她明白，她的母亲是怎样牺牲的，是什么让这么多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莫名的灾害、别人的命运、自己的记录与共同担当，这种种混合，“非典”曾经让柴静感觉“解放”的喜悦，叠加了新的记忆，“我感到愤怒！”——“我们在拍人民医院病人转院之时，一位女病人戴着口罩跟我们开玩笑，‘你再拍，我脱下口罩亲丫的’。我就站在那里，我没被她的幽默打动，我在想，也不敢想，她的未来会是什么啊？这时我们的摄像拿出他的DV拍我，‘你有什么感觉？’我恨恨地说，我恨‘非典’！掉头就走了。摄像在后面说，‘小牛孩’。”
在真正记录下这场危难下别人的故事后，柴静以及她的拍摄小组还有节目，结果出来了:《北京“非典”阻击战》收视率为5.74%。比较栏目其他节目，这是一根拉升极高的曲线。
这场经历，对于柴静个人，她描述自己的成就感:在甘肃武威双城镇的一个深夜，我采访一个男孩到了一半，当地镇政府派人来敲门，企图阻挠。我问男孩，你愿意跟我回酒店接受采访吗？酒店在一小时的车程以外。男孩说，我愿意，我本能地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他说，因为我看了你的“非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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