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关键词之自信·柴静 2003年08月08日17:04:22 <新周刊> | ||
| 《新周刊》:我看了你的个人网页,发现你在青春期原来是一个十分敏感,而且不爱说话的女孩。 柴静:我小时候不爱讲话,不善于跟人交谈,但是因为现在的职业是要求与人打交道,其实是一个自己内心开掘的过程。那个年龄的人其实很渴望表达,但与成人有隔膜,只在朋友之间小范围交流,我开始写日记,我有另外一个自我,那个自我是非常安全的。 《新周刊》:很多女孩都觉得做夜间电台、电视台工作都非常辛苦,容易老。 柴静:这些都根本不想。因为这个职业是我花了很沉重的代价才换来的。在长沙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租房子住,听不懂方言,晚上刮大风,听新加坡电台林伟的《点一盏心灯》,他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灯火”,这句话给我感触很深,就决定做电台午夜节目,一做三年。那是我梦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挡我。 《新周刊》:当时又为什么要离开? 柴静:我是个比较喜欢生活中有各种可能性的人,而我当年才22岁,觉得那种状态不断干下去,可能思想和肌肉都会萎缩老化,我害怕,想找一个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充满未知的世界。我很肯定的是它会改变我职业状态中的生活方式。 《新周刊》:一个新闻工作者可能会不断地被挫掉锐气,你还保持着你的职业理想吗? 柴静:我最初接触新闻的时候,对新闻没有概念,吸引我的不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甚至正义,公平。我只是出于对人的关注,我想知道新闻风暴中的人是怎么想的,是谁促成了这样的新闻发生。 一个新闻工作者可能会不断地有挫败感,但我希望把资料保留下来,十年,二十年之后当孩子问我,我可以告诉他2003年春夏之交发生过什么。 我和作家阿城有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当有体制束缚的时候,很多人会发牢骚,体制会成为借口。我会质问在我们中国做媒体的:在你能够做到的空间当中,你有没有尽你所能做到全部?其实我看不见得。而且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当一切解禁之后,真正考验一个人内心能力的时候就到了。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时代,新闻不断地发生,而且都那么地有意味。 《新周刊》:但是看得多了,会不会麻木? 柴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坐了这么多年的飞机,直到现在,我都特别迷恋起飞落地的瞬间,当飞机穿越云层,还是会把鼻子贴在窗子上久久地看,那种美简直不可言说。我就忍不住碰碰旁边的陌生人说你看,别人会警惕不解地说看什么。然后看报纸或者睡觉。我能理解他们的状态,但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对美、诗、人的内心世界都很敏感。我觉得做记者这种敏感很可贵,像海明威等人都既是优秀的作家又是好的新闻记者,他看到不仅是一个人,他会感觉到这个人的皮肤的温度,微笑的表情,眼神的变化。 《新周刊》:但是记者有机会看到更多不如意甚至是不堪的状况,会不会因此而有那种曾经沧海的苍老甚至幻灭感? 柴静:西藏有一句话:幸福就是刀口上舔血。所以我是背对着死亡来看生活,背对着苦难来看甜蜜。我觉得它让我内心锤炼得更纯粹更专注。因为我现在脱离了办公室生活,不用每天坐班,评奖金,你只需要工作,然后就是生活,这简直太美好了! 《新周刊》:做这次非典报道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柴静:我觉得我变得有点粗野了。与我接触过的人都会觉得我比较文静含蓄,但现在所有新闻调查的人都觉得我非常男孩子气,很生猛,出外打交道,与人说话,包括穿衣服,与同事一起吃酒——像水浒里的说法,人回到了一种比较粗糙原始的状态,我喜欢这种状态,他们也让我从心灵中解放出来。 我们的那个摄像叫王晓鹏,他说他在新疆拍摄日全食的时候,看到天地一片乌黑,从太阳中间爆出一点鲜红,他把摄像机一扔,嚎啕大哭,没法拍了,你感到人的渺小和美对你的正视。以前我只是在一个小房间一个小舞台上采访,只有你真正到了原野当中,到了最原始的人的状态的时候,你也就像个最原始的人了,你会流泪,说粗话,破口大骂。 《新周刊》:进入非典第一线采访,有没有想过自己还这么年轻,还有那么多心愿,事业也刚处于上升阶段?会不会有一种恐惧或者因为某种万一而给自己的生命留下永久遗憾? 柴静:我没有遗憾。从记者的角度讲,我应该带着DV进去记录,但作为一个人呢?后来让我消除恐惧的是,我回过头看了看自己的这27年,就算失去生命也没有遗憾,我没有虚度。 《新周刊》:但一个人的青春好像并不总是表现得这样有激情。 也会有很困顿的时候,连日记都写得艰涩,我会把我十年来的日记拿出来看。那时候感到失去自我。非典报道之后,我感到我又重新回来了,而且我相信不会再有失散的感觉。(文/刘晋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