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制地点:北京大学
邀请嘉宾:秦 朔——《南风窗》总编辑
闵凡路——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国内事物专家
郭 坦——原北京奥申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青年报》总编
张天蔚——《北京青年报》评论部主任
周文渊——《体坛周报》首席评论员
赵 震——《体坛周报》足球记者
主 持 人:柴 静
前奏
柴 静:各位好,这里是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白沙金世纪新青年》的演播现场。我们在北大。再过四天就是除夕了,应该是一家人辞旧迎新合家团圆的日子,应该是趁着夜深人静,倒上一杯茶,把一家人这一年当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拿出来,细说从头的时候。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充满了期待和梦想成真的一年。在这一年就要成为历史的时候,我们想要重新认识它,需要仔细地珍藏,慢慢地盘点。让我们把心目中对于历史的看法,通过一个个词汇汇集起来,变成真实吧。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年大家的喜怒哀乐。即将过去的2001年中国体育界可谓喜事多多,但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国足球。在孕育了44年之后,中国足球终于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那天你在哪?
观众一:守侯在电视机旁边,知道出线之后呢,马上打电话告诉一个即将到美国去的朋友,说中国队终于出线了,他非常高兴。
柴 静:还有哪一位能够把今年他兴奋的表情告诉我们?
观众二:最兴奋的就是7月13号晚上,当时萨马兰奇先生说出北京这两个字的时候,全北京、全中国、全世界都沸腾了。记得当时我在家里看着电视也流下了泪水。当时我心里想的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真自豪。
柴 静:还有一位。
观众三:我想,已经过去的这一年,就像有许多特别喜庆的节目,就像过了好几次春节一样。反正我是连续过了两次:一个是申奥的成功,还有一个是我们闯入世界杯。过节一年才一次,这些却都是几代人梦寐以求的东西。结果都在今年实现了,让我感觉真的发生了奇迹。
柴 静:是,谢谢。记得国足出线的时候,我就在长安街上,从来没有那么一个瞬间,让我看到那么多中国人脸上狂喜的表情。但是有一些人在那个时刻,却是不得不冷静的,那就是传媒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必须旁观记录、思考,所以当一切的焦点和新闻,都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他们会说些什么。有请《南风窗》主编秦朔和新华社资深记者闵先生。
足球出线
柴 静:大家在想起去年这两件特别开心的事的时候,请问当时你们俩在做什么?
秦 朔:我那个时候,也是守侯在电视机前。我那天晚上没有出去,但是我们编辑部有好多同事都在酒吧里喝酒,真的是把酒吧里的酒全部喝完了,然后又到自己家里去找酒,然后又跑到酒吧里喝。
柴 静:我觉得闵先生可能不会到酒吧去喝酒或者到街上去狂欢,但是我觉得您心里的兴奋之情,可能不亚于他们。
闵凡路:对!我在足球和体育方面并不是一个迷,但是我做了44年的新闻工作,实际上对体育这方面还是有兴趣的。所以在中国申奥成功,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时候,我都是在电视机前看到的。2001年有人说它是世界的中国年,也是中国的世界年,中国走进世界,世界走进中国,这些东西确实是令人振奋的。当然我们知道各行各业很多人,他都会有一种觉得进步和解放了的感觉。但是体育这种项目,它具有特别强的竞争性,特别强的大众性,所以在申奥和足球这两个事情上,大家感觉到的解放就特别能焕发出人民的那种激情,压抑了很久的那种激情就特别旺盛,所以我觉得那真的是亮点。
柴 静:申奥跟出线的这两个日期只是两个决定性的瞬间,可是真正使中国人得到喜悦的应该是像您说的,精神上的释放还有生活方式上的影响。要想真正的清楚地盘点这两件事情在我们精神上留下的痕迹,我们不妨请出两位著名记者,一位是《体坛周报》的赵震,还有一位是特约评论员周文渊先生,掌声有请。赵震那天在五里河吗?
赵 震:在。
柴 静:还记得在哪个位置吗?
赵 震:在西二区。因为那个是记者席的区域,跟同行在一起的。
柴 静:我想知道的是,作为一个亲历现场的记者,你跟我们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赵 震:因为今天我看有乐队。就是说如果让大家一块感受到这个气氛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奏一下《歌唱祖国》这个曲子,行吗?那天一共是60000 人一起,唱这个歌的感觉就是当时现场的一个感觉,然后60000 人一起鼓掌、一起呐喊,这就是当时现场一种最真实的感觉。
柴 静:我不知道周先生当时是在哪里?
周文渊:我也在五里河。
柴 静:也是在记者席当中吗?
周文渊:没有。我坐在观众席上,因为我主要作评论,所以10强赛没有全程跟踪,我说10月7 号那一次我一定要到现场去,而且作为一个球迷去感受一下。
柴 静:真的会有球迷的心情吗?
周文渊:作为我们来讲,肯定首先也是一个球迷。当然由于职业的关系跟别的球迷可能略微有点不同,至少对出线的结果应该说我们是早就预料到了。我在那里有另一种感动,应该说这个比赛不算太精彩,所以对这个场面,这个结果我是没有太多的感动。但我就是为我旁边一位普通的球迷感动了,一个可能是40岁左右的球迷吧,他非常投入中国队每一次成功的抢球,每一次有力的射门,尽管可能偏离球门比较远,他都是非常投入地欢呼。那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不是作为一个足球人的感动,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动。我觉得这种感动是因为对一件事情我们渴望了几十年,等了几十年,失望了几十年之后终于得到满足之后,突然释放的感觉。
柴 静:我再想请问四位的是,可不可以从你们的角度,是什么使这个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秦 朔:我们多年来看世界杯足球赛,但是我们从来都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老百姓非常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出线,能够冲出亚洲,我想正是在2001年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气氛中,全中国人民爱国的热情高涨。我看也给这些球队加了油,所以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如果按照我的角度讲,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米卢那句话“Attitude Everyting”——态度决定一切。因为现在刚好过新年,我前几天收到朋友寄来的一张贺卡,他那个贺卡很有意思。它是说:如果我们把英文26个字母,对应成阿拉伯数字的1到26,A就等于1,B就等于2,这样一直到最后26等于26,表示100分的那个词就是
Attitude就是把A加上t加上j,刚好加到最后d、e,刚好就是100。所以他给我发的那个邮件,意思就是说:其实人生的很多事情啊,态度是挺重要的,它远比知识、努力工作可能还要重要,但是怎么个重要法可能需要他们来探讨。
柴 静:含金量很高的话,应用到每个人的各个领域当中去。我们想知道的是这句话在足球这个领域当中到底是怎么发生作用的?
赵 震:首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说你先把球踢好。你全心全意地把球踢好,因为你首先是个球员,而且这个足球应该是你本身,不光是一个挣钱谋生的手段,应该是你一生的兴趣和理想的一个集合点。因为你有这个支持,你先做好你自己能做的事情,然后你去等待那个结果,而不是说你只盯着那个结果。米卢平时的时候,并不是很强调胜负,并不是很强调说我必须要出线这个东西,他比较强调你怎么认真去对待足球,把你全部的精力集中到足球这个东西上,同时他要你从足球中获得乐趣,把它当快乐的根源,这样你才能全身心投入里面。这一次为什么不出问题,该赢的球能赢,并且在一些逆境中也能扭转,因为首先他是想踢好球。中国队的实力,就像张老师说的四年前就应该出去,经过这个调整,可能把它完全的实力体现出来。
柴 静:周先生,我觉得普通人的渴望也好,然后推动也好。以往的几十年当中这些东西的存在,并不衰竭,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去年就可能得到这个结果。
周文渊:我觉得还是从足球跟中国这两个层面上说吧。从足球来讲尽管我们对它还有很多的不满,它确实存在很多的缺陷。不管是竞技水平,还是现在我们的足球改革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从纵向来看,八年的职业化改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变化,应该说积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事实上1997年我们也有这样的机遇。就是说中国足球的积累,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个程度多少不敢讲,但是在亚洲应该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那么这一次呢,多种机遇,人的因素,抽签的因素和国家队的球员发挥的因素,包括我们这个主场,球迷的因素等等那么几股力一起合力,就出线了。还有就是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国家的因素,就是说中国的强大的因素。这个说大了也不好说,但我觉得像中国这么重视足球,投入足球这么多的,在国际上,包括那些足球发达地区也不多见。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层面来看,这次出线虽然不是那么惊心动魄,比较顺利。但是我觉得还是水到渠成的。
柴 静:我发现这次足球给中国人的观念跟生活方式带来不少变化。足球是一个产业,是一个可以用来赚钱的东西。我不知道周先生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10强赛就是一部印钞机,听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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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渊:我听说的就是一个大机遇,就是说,对商家来讲是一个重大机遇,你们在沈阳有感觉吗?至少10强赛这一个阶段,对沈阳的相关的经济带动还是比较大的,包括酒店,甚至一个小小的酒吧,它的这种收益都是比较可观的。现在体育项目里面真正形成产业的、有市场的,也只有足球。对,也只有足球。那么事实上这个产业呢,并不光是这一块,它是一个产业链,从上游的,就是说足协到俱乐部到下面的球员啊、教练啊,然后延伸出去,包括我们媒体。所以有的人说你怎么老是对中国的足球这个不满、那个不满。如果没有中国足球的话,你们这些人根本不存在。我们都是得益于足球产业的发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中国的足球产业经过八年的发育和培育,机制也比较成熟。但是应该说这个蛋糕还可以做得更大。我记得以前好像是足球这个产业,国家体委全年的用于足球的这个经费就两百多万,那么现在一家甲A 的俱乐部它的资产就在五千万以上。所以至少是10个亿,对国外的一个俱乐部来讲,可能就是国外一个俱乐部的资产总值。而且现在足球产业也是在养着很多体育的项目。
赵 震:对,在体育局里就是这样。就是说,大家可能都说足协有钱、有钱,但它很大一部分的收入是要上交到体育总局,然后对其他这种非流行的项目进行扶持,也是我们国家奥运赢利的一部分。同时最新的一个足球产业叫足球彩票啊,这个彩票收入实际上很少一部分才能到足协,很大一部分是投入到其他体育产业里了。用体育产业获得的这种收益去扶持其他的,这可能有点像,它是不是在我们国家所有的体育项目里面,足球像是一个产业的火车头,大概能带来多大的一个产业的规模,或者容纳了多少就业人口?在国外好像有不少这样的统计,我不知道中国现在有没有,可能中国现在没有。因为中国的体育产业不是很成形,我觉得还处于一个萌芽阶段。另外我觉得,就是这个球员,他的广告身价也好,还有传播的这个范围也好,其实也改变了普通人对球员的一个看法。从广告的价值来讲,10强赛是大大提升了像杨晨,像祁红等这些球员。当然以前找他们做广告的也有,但是现在这个身价,包括广告本身的这个档次都大大提高了。应该说球员与球员之间是不一样的,是吧。像杨晨这样的球员形象比较健康,应该说广告的价值更大一点。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整体的平台,他也不可能达到现在的广告量,可能有上千万的收入水准。以前足协也讲,要抓青少年足球,但是,抓得都没效果,但是现在社会上足球学校、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些球星的效应。是吧,踢球不仅可以出名,还可以挣大钱,成了一种偶像文化。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职业吧,这个职业你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谋生手段。在这个社会里,它可能在这个社会的整个阶层的排列上,也处于比较上层的。事实上中国足球从专业时代到现在职业时代完成了转变,就是投资主体的变化,从原来国家投资,国家把什么都包下来到现在是以企业,以俱乐部投资为主,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所谓的足球产业,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想这个方向应该是很正确的。
柴 静:我不是特别了解足球,但是从世界来看,足球产业很大,那么中国的球迷又这么多,所以中国的足球产业前景,也是很好的。
周文渊:但是我希望在发展的过程中,有这么八个字,就是:运作规范、发展健康。
柴 静:您这八个字大有深意,秦先生有没有觉得,足球现在变成一种很强势的文化?
秦 朔:在它内部所发生的事情,还有它的走向都会很间接地影响到很多事情。因为我觉得它在文化上就会有改变,改变什么呢?就是人很注意通过体育作为谋生了;另外,它对于我们可能形成一种追求,一种比较阳刚的向上的这种精神,一种很健身的这样一种气氛。那么美国有一种文化,我认为它是一个文化符号,它叫Hard Body,就是硬的身体,就是你Hard Body。代表了一种非常好的非常流行的非常时尚的一种东西。所以大家为了追求这个Hard Body,一有时间就去健身。不少的体育项目都已经产业化,形成了这种文化。我们现在联想到美国,联想到NBA,都很阳刚、很积极、很奔放、很激情的。
柴 静:看来这个一个是球员,一个是观众,一个是媒体,一个是企业。这四家应该是密不可分的,缺了谁都不行。
秦 朔:是。
柴 静:从刚刚四位的谈话当中,我们知道您所说的这四位一体,全部从足球出线这件事情当中获得了利益,而且它潜在地影响这个古老的民族,一种新的体育文化,影响到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这是让我们最欣慰的事情。非常感谢两位。
申奥成功
柴 静:欢迎回到《白沙金世纪新青年》,特别节目“祝福中国”的现场。刚刚我们在聊国足出线的事儿,国足的出线让一些二十多岁的人在长安街上彻夜狂欢;让三十多岁的人喝完啤酒之后泪流满面;让十几岁的孩子终于能够享受到在街上踢足球的喜悦;让一个体育记者开出天价;让一座城市有了复兴的机会;也让一个体育产业有了崛起的可能。可是有一件事情会比足球更牵系着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那就是申奥。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北京青年报》的副主编和新闻评论部的主任来跟我们一起谈谈申奥。事隔这么久了,我们再回头谈这件事,我想问四位的是:你们在申奥成功之前,有没有听到过其他的声音说:中国不应该申奥。
郭 坦:这一点从我们在1999年开始申办奥运会以后,我们一直有一个项目,就是公众支持率的调查。从2000年的2月份开始,我们就把这个项目定期地委托给调查公司来进行调查。那么这个支持率反映呢?支持北京申办的这个支持率应该都高达96%以上,那么这么高的支持率在申办城市当中,应该说是非常领先的。以这个角度来看,支持北京申奥的声音和民众的支持率一直是非常高的,几乎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
柴 静:96%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比例。我想问问张先生,在申奥当天,你应该是在编辑部做版,对吧?
张天蔚:实际上《北京青年报》应该是做了两手准备吧。做了失败的准备。因为那天我在报社,但实际上那天应该说,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因为我是写评论的嘛。但那天按照我们事前的分工,我是负责写万一失败了的那种评论。
柴 静:难不难写?
张天蔚:事先已经写完了。当时我写的时候,我就知道或者是至少像他那个比例一样,96%可能做的是无用工,但是我还是很认真地把那篇评论写完了,所以我已经没有具体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赶到了报社去了。因为我觉得那一刻,我应该跟编辑部的同志在一起,哪怕我没有具体的事情,我当时很盼着我那篇东西没用,果然就没用。
郭 坦:我觉得天蔚比我幸运得多,我在1993年9月23日晚上,我是做版面的编辑。当时我们也是准备了A版和B版,那么A版就是成功的,B版就是没有成功,准备了一套备用的方案。为什么我说我没有天蔚幸运,就是当时我做的是B版。那么事隔七年以后,完全一个不同的结果,我觉得作为一个报人,我确实是非常的感慨,尽管我当时就是去年7月13日,我没有在报社的现场,但是我感到做一个报人,这七年两个同样的时刻,确实是感慨万千。
柴 静:你们四位还记不记得就是当萨马兰奇宣布是北京那一时刻之后,你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闵凡路:我当时在家里,我自己鼓掌以后,我就赶快趴到我家10楼的窗口,我就看外面的鞭炮和烟火,北京都沸腾了。
柴 静:郭先生当时在不在北京?
郭 坦:我当时是在莫斯科的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外,因为6点半钟国际奥委会评选出举办城市以后,要在8点钟开新闻发布会,我当时是在奥申委的新闻宣传部,等于是在一个半小时的期间内要把后面的背板,还有所有的新闻发布会需要准备的材料都准备好,迎接我们奥申委的主席刘琪先生,还有我们申奥的这些英雄们要到现场来。要做这些准备工作。当时我们胜利之后,我们用了五分钟不到的时间进行了欢呼和拥抱,之后我们就赶紧跑到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做现场的各项准备工作,因为不光我们胜利了,我们还要把胜利之后,北京市官员,中国官员良好的形象能够传递到世界上。我们在做这些工作,另外值得补充的一个细节,就是我的同事给我讲过,在莫斯科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同志们都是在大使馆观看大屏幕上的最后投票显示,当时出现了两种强烈的反差。奥申委的同志看到了萨马兰奇说北京之后,都是喜极而泣、抱头痛哭,我觉得这是他们压力的释放。另外还有些声援团的同志,就是支持我们的一些民间的代表,我觉得他们没有任何的压力,他们主要是释放自己这种欢乐的心情。所以在当时形成一边是哭的,一边是欢呼的戏剧化的场面。我的同事讲述给我听,我的印象也是非常之深。我觉得这也反映了申奥当中的艰辛和胜利之后带给人们不同的种种感受。
秦 朔:我觉得那一夜让我们看到中国人悲喜交集的表情。那一天,我也是在家里看电视,一直看完。那天我感触最深的,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国家领导人对这个事情非常高度地重视。因为那天我们一成功之后我们的总书记、很多领导人都在世纪坛。这说明他们事先,已经做了很大的准备。然后,很快去了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城楼上来看欢呼的人群。如果我们来比较,足球跟申奥,我觉得这个申奥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层面对它的重视和注意,足球是不能跟他申奥相比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确实足球,你说真是踢不出来了,是你这十几个队员,大不了是这个事。但是申奥就不同,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上次的教训,上次我们没有得到,那么这一次又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实际上这一次是有一种志在必得的期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次的成功的确是有这种里程碑或者说是国运兴隆的一个标志。因为这挺不容易。
闵凡路:当时我就觉得太不容易了,五个申办城市里边有三个是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像巴黎、多伦多、大阪都是相当有实力,所以当时新华社也是两种准备,感觉可能成功性比较大,但是没有这种把握。所以一旦……还真正觉得这还是我们国家在这个阶段,就感觉到是中国是很牛气的。我们这么多的事,这个事可能在2001年老百姓心里最欢乐的一次。
秦 朔:所以我看当时《北青报》挂的这个大的条幅上,写着“北京赢了!”赢这个字其实就是说战胜,是一种较量,而且它背后还代表一种得到国际社会,或者说整个体系的一种认可,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在内心里都希望得到这一种世界的认同。这种评价其实是很重要的。你看2000年,那时候我在美国学习,我们有一个副校长,他对中国特别友好,绝对没有偏见,帮过很多中国人的忙,收藏中国的文化古董。但是那时他一次跟我们上课,他就讲这个申奥的问题,他说我虽然对你们很友好,但是我认为2000年的时候,你们难得得到那个投票,如果让我投我也不会投。我们就很奇怪,说你对中国这么友好,为什么你2000年有这个想法。他举了个例子,因为他说他那个时候,到中国来旅游,到我们的广州,到九寨沟旅游区等等,可能因为卫生,可能因为环境生了一场大病,他说旅游车非常危险,多少人挤在那里,那他就觉得我们整个这种基础设施和各方面来讲,包括我们的医疗环境和饮食环境,他觉得你们好像还没有达到奥林匹克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一次所以能够得到那么高的票数,超过竞争对手,我想肯定是我们真真正正发展了,其实只要在进步就能得到这种认可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国家领导人那天也是特别开心,从世纪坛又到天安门城楼觉得这八年我们往前迈了一大步,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我们说新奥运、新北京,其实背后更深的意味是奥运。“新中国、新北京、新奥运”。
郭 坦:作为申奥期间的一个口号,它的提出之前,我们进行了非常广泛的征集,全国有三万多条口号,一两千多个会徽的作品,应征上来,当时其中新北京、新奥运之前的口号应该就是新中国、新奥运,当时的专家们希望通过这口号诉诸一个理想,就是把一个变化的中国和西方人过去主流媒体所报导的不一样的中国,要呈现在今天的西方人面前。我觉得它的基本的诉求点正是在这里,所以最后因为是北京的申办把它改成新北京、新奥运。看整个申奥的定位,推出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北京这么一个形象,应该说是取得了……这个战略是比较成功的。包括张艺谋先生的宣传片,我们推出各种宣传的材料,应该说都在勾勒出一个崭新的变化中的中国形象。有一个调查,在2000年西方主流媒体,我们在几个州进行了新闻监控,其中关于中国的言论报导50%是负面的,25%是中性,25%是积极,这是大体的一个划分。到2001年,特别是到了这个5月份左右,这个比例就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会正面报导已经达到50%以上,有的时候甚至到将近60%,那么中性的报导,达到15%,剩下的只有百分之十几的,是负面的报道。应该说从国外舆论来看,就是北京最后赢得胜利,应该说也是得民心,得天下人的民心,我觉得这个胜利,或者这个赢对中国人来讲很重要。
柴 静:我想问张天蔚,那天之后,比如说你们在天安门广场采访的时候,你能意识到申奥的成功对于在座的每一位普通人来讲意味着是什么。
张天蔚:当时,大家都是振奋和欢乐,然后很快我觉得申奥已经成功,奥运的主办权我们已经拿到了,那么下面的就是怎么筹备运动会了。我觉得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中华民族一次大的动员,我觉得对于一个团体来说小到一个小公司或一个部门,大到一个国家,它在一个阶段性的时候,它都需要一个目标,一个集中的目标来动员和凝聚一个群体向这样一个目标来前进。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觉得应该说在申奥之前,这个申办过程其实对全国和全北京来说,它就是一个奋斗的目标。主办权一旦拿到之后,八年之后这个奥运圣会,又是我们全民族的一个共同的努力目标。这里倒不是说我们不一定是办一个好的奥运会。其实这是一个很具象化的。因为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还稍微有点不同,它是一个全世界的大狂欢节似的,这个狂欢节具体到哪个城市去举办,这个城市就变成全世界人们的东道主,所有人都到我们这来狂欢。这个时候他们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整个的辐射的能力特别的强。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运动会,但实际上那个时候,是我们2008年北京人、中国人要做一次全世界人民的东道主。这个时候我想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或者说在座比我们更年轻的人来说,可能真的在这八年里,特别具体的一个大喜事在未来等着我们,我们就要为它而努力。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北京整个城市的变化,包括市政的建设,比如说道路场馆,它包括朝阳区的CBD商圈的,这么快的速度,这么高的热情来建它,我觉得其实都和奥运有关系。再往下一层来说,比如经济方面的建设,围绕奥运会的场馆建设、市政建设、基础建设,它作为一个经济链的,一个高端来说,会延伸出一系列,围绕着奥运的一系列的,一个产业链一个经济链,那么经济上北京市呈现出非常活跃的一种经济气氛。如果我们再往下说关于人的观念。比如说从申办之前,在申办过程当中,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英语热越来越热。其实什么都讲产业,那么这个市场实际上,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它来源于两个刺激因素:一个是WTO,一个是奥运会。因为就我来说,我英语不好,几乎说我英语非常差,但是以前我对英语也没有那么深的感触。当时我最深的一次感受,就是奥申委从刘琪市长然后一直到下面的一系列各级官员,他们在接待外宾的时候,他们在陈述报告的时候,全部都是用英语,不管这个英语的口音如何,至少是很流利说英语。然后我们知道北京市政府的这些官员们,都在抓紧时间学外语,街道的大妈在学外语,的哥们在学外语,它一下把英语这个事情推到你眼前来,发现它变得那么重要,为什么?就意味着我们不管是申奥也好,还是将来承办奥运也好,就是你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近了。原来这道屏障突然间变得就没有了,那么你跟外面的交道,你甚至不能再通过翻译,你会觉得将来举行奥运的时候,我要再通过翻译,好像不行了,你必须面对面直接地交流。所以这东西一系列变化都特别大。
柴 静:秦先生身在广州,我不知道这种辐射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秦 朔:我自己觉得其实对全中国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辐射。如果WTO是用开放促改革,我觉得申办奥运成功以后这种奥运的情结,应该能推动我们整个国家很多方面的进步。因为你看在亚洲的过去,在1968年日本的东京,还有1988年汉城,其实是这两个国家整体国际化水平得到提高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志。那么我现在想是不是只跟北京有关联,我相信绝对不是,因为到时候,这么多的嘉宾、外宾,包括在那个前前后后,有多少个媒体来,他的视角不仅仅是北京,还是中国。那么他可能还会去很多其他的城市。中国这么多的文化,这么多的风景,他要去旅游哩?如果你在那些地方跟北京出现了巨大的反差,那他有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是倾举国之力办一个事,使一个城市进步很大,别的地方反而有落差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别的很多城市,它仍然应该是成为一种动力,你比如说现在讲到国际化的问题。我最近看新华社的一个报道,他说中国现在国际化程度还很低,我们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外国常住人口有60000人,比例非常非常低。而在国际上,如果一个大都会达到了国际化程度,外国人口在那长驻大概要15%~20%,那就说明我们最国际化的城市,离国际化程度还是不够。那么我相信通过申奥,我们的很多城市的国际化程度会上升。而且我们的很多人……刚才这个张天蔚,讲学英语的热忱等等。我有个朋友做疯狂英语叫李阳,生意火暴得不得了,到处都在请,到处都在要他讲外语,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申奥跟每个人,确实是有很大关联。我们不能想像说到时候,整个的中国还是非常巨大的反差,甚至连北京周边的一些地方,跟北京都是天上地下。到时候他们顶多说,北京奥运办得成功,但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或是国际化程度还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从这种意义上来谈奥运,奥运应该要能够推动整个国家的国际化进程,我觉得这就跟每个人都关联起来了。
柴 静:郭坦一向是一个敏于感受、善于捕捉的记者。你当时写《在奥申委的600个日日夜夜》,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读过。但是申奥已经成功了,离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还会继续关心这件事吗?
郭 坦:我想我会关注的,我想我的一生也会关注和奥运相关的这些事情,因为从1999年到去年在奥申委工作的这些日日夜夜,应该说在我人生上也留下了深刻的一种烙印。
柴 静:是,出线跟申奥这两个关键词,包括四位在内所有人的生活当中留下的印象和影响,有的是潜在的,有的是很明显的,但是就像张天蔚先生所说辐射无处不在。现场的观众关于申奥的事情,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跟他们交流的。好,请。
观众三:前几天我接待了从欧洲来的几个朋友,我们在一块聊的时候,就聊2008年在北京的奥运会。他说就是秦朔先生说的那个,说国际社会对中国已经是非常认可的,对中国认可,然后中国就有机会参与国际上游戏规则的制定。就是说,这可能是中国以后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
柴 静:谢谢。像张先生所说的辐射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得体现,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的现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观众四:我是去年刚刚通过考研,考上北航的研究生,我觉得考研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当时的一个目标就是想考上研究生,上了研究生之后,可能自己的一切生活、命运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上了研究生之后,发现一切并不是这样的,考上研究生只是一个开始,而在整个研究生学习的过程中才是最重要的,有真才实学才能迎接以后的挑战。我想问一下各位嘉宾对于终身学习这个概念怎么看待?
柴 静:我觉得他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肯定是受了张先生刚才的影响。您说您到这个岁数了,又重新开始觉得学英语真的很重要。
张天蔚:没有人能够在这条路上停下脚步。刚才郭坦在谈2000年他的三个主题词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2002年我给自己确定一个主题词是什么?后来我想,刚才想半天,大概是学习。因为我觉得,虽然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岁数了,应该说是一个成熟的媒体报人。但是我觉得真正面对着扑面而来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大的变化,我觉得过去的储备,感觉很不够。所以你就是要不断地学习,更新知识,然后跟上这一个又一个新来的变化,让你能够始终保持在这样新的形势一种……不说站在潮头吧,至少能跟上潮流。就是能为国家,为自己做一点事情的能力中,学习都是特别重要的,倒不一定是非得是学历的学习,说考怂妒靠疾┦浚?遣灰欢ǎ??悴欢系匚?招碌闹?叮?揖醯梅浅V匾?摹?lt;br/>柴 静:像闵先生这样资深的媒体人,也是我们称为老师的人,在这个环境下也会有这么严重的压力吗?
闵凡路:我自己就是在一个劲地、不断地学习。我最初是学外文的,哈尔滨外语学院毕业的。我搞了外语,后来我搞了中文,当记者。我当记者当编辑,编刊物、编报纸,现在我又管电视。我今年也67岁了,我是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还需要我继续来学习。所以我希望年轻的朋友,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们还是不断地学习,迎接知识的年代,知识的世纪。
秦 朔:刚才他们几位讲的时候,我脑子也在想,就是今年2002年可能大家会有什么关键词或者什么流行语。那我觉得加入WTO,申奥成功了,应该是外部的很多的环境条件都慢慢地具备了,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了。这个时候我们确实也要问问自己你准备好了吗?我觉得这如果能成为一种流行语的话,可能就跟终身学习的精神联系到一起了。我觉得如果说过去学习更多的是处于一种乐趣,学习本身带给我们这种快乐以外,是社会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学以致用的机会。这一点我感触是最深的,因为我们学到的东西,现在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把它实践出来,并且创造出财富或者是新的价值,能够回报给这个社会。这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柴 静:谢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四位,还有在座的各位谈论了三个关联词出线申奥,还有终身学习,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想弄清楚,2001年给我们什么?还有他是怎么发生的?他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像秦朔刚刚所说的,你准备好了吗?这个问号也许就是我们祝福中国的最好的方式。谢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摘自《新青年》电视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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