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录制地点: 长 春
邀请嘉宾: 谢 晋——著名导演
李 行——台湾著名导演
濮存昕——著名演员
王思懿——台湾著名演员
主 持 人：柴 静
柴 静：各位好！欢迎收看由长春电视台、吉林电视台和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联合举办的“新青年、新视点——点击中国电影人”的现场节目！这里是长春。8月23日在长春开幕的第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使我们有一个机会与中国电影人面对面地遭遇，也使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在现场来触摸在银幕背后那些声光色影的浮华背后，看一看他们滚烫的鲜活的人生。今天特别请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资深教授、理论研究专家黄试宪先生，充当我们今天60分钟节目的特约观察员，跟我们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电影人。同时，也请来了大陆跟台湾两位资深导演，他们的一生都在为电影奔走，直到今天仍然是金戈铁马，真诚未消。今天在节目中请他们煮酒论英雄，笑谈天下事。来掌声请出二位，谢晋导演跟来自台湾的李行导演。两位当中应该是谢导年长一点。
李 行：长七岁。
谢 晋：我77，他70。
李 行：他是属猪的，我是属马的。
谢 晋：前年是我从影50周年，今年是李行从影50周年，加上我干话剧的话呢，我是学话剧的，应该是55年，这一辈子都在电影中过，现在电影很艰难。今天早上有同志提了一个问题，说中国电影的风风雨雨。我说今天不要讲了，一讲起来首先不是中国电影的风风雨雨，中国的50年，走过的道路是全世界少有的，现在总算走出来了。我非常欢迎大家到上海去看看，上海现在的浦东从窗户里看出去，外面的硬件来讲，我觉得跟曼哈顿、跟东京没什么区别。我们现在的大歌剧院全世界一流的、最好的，不比悉尼歌剧院差。硬件都上去了，但软件呢？我们的文艺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不够，你投资几亿你能拍出很好的电影来吗？不一定。这硬件是硬的，金茂大厦全世界第三的高楼，我只要几十亿美金，弄到了投进去，什么时候封顶，什么时候造底层，它就建起了，而电影不能，所以电影是最复杂的一个意识形态的艺术。我最近考虑的不是一个艺术问题，到底中国电影怎么办，我自豪地说，我是中国第一个离开国营的机构办私人的一个公司，谢晋恒通影视公司。但是八年来走过的道路也是很曲折的，我最近才体会到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找一个老板来拍戏是一种革命，所以今天我导演的构思很少了，我现在考虑怎么发行。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发行问题不解决，拍得再好的电影你要赔钱。我今天不是讲艺术，我是讲我们现在的对手。上影的对手不是长影，也不是珠影，是华纳公司，21世纪福克斯公司，是出《角斗士》的投资一亿的美国大公司，是跟他们竞争。黄教授今天也谈过在三五年里头，不是说我们的软件不行，我们的硬件根本也不行。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悲观的笑话，电影从发明开始，从“西洋镜”里头一直到现在没有一样硬件东西是中国人发明的。现在这些东西包括照明设备、录音、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到彩色电影、到宽银幕、到立体电影，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今天的话不是悲观的话，是鼓励大家。没有一样是中国人想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形式下，我们面对“入世”、面对美国大片，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不是局限于在一个小问题上。如果中国很多问题不解决，体制问题不解决,发行问题不解决，你怎么干也没用,因为没观众，发行渠道也没有。我们现在在做各方面的努力，在这个方面希望同学们关心电影，关心各个方面。我上午看了你们的这个题目也是很大气的，“入世”以后中国电影怎么办？这里有理论家，有台湾的朋友，大导演李行。我最近考虑的问题不是艺术，是怎么样在我这个《女足九号》，怎么样把成本收回来，成本收不回来的话一切都白干。干电影我干了五十多年了，总想把中国电影推上去，中国电影是一定可以推上去的，但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硬件、软件各方面加在一起，困难非常多。你们不要怪导演，不要怪什么，不是中国的导演笨，也不是中国的摄影不行，也不是中国的演员不行，我拍《芙蓉镇》的时候，拍《高山下的花环》的时候，1986年、1984年，170万、190万拍部电影拍得很舒服。现在我们的导演还是200万、300万，我问很多领导同志，我说物价涨了多少倍啊，所以这些情况，你们要研究电影，首先要研究宏观的，然后再来具体的。现在拍戏没有人投资，400万块钱，超过400万就要陪钱，这种舆论是非常有害的。但是，是我们很多专业人员提出来的，谁投资啊？现在国家又不太拨钱。以后想拍这种大的片子困难更多了，国家也慢慢的让你走向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的一个套路。所以大家这么多年轻人估计很多学导演的，导演是一个最好的职业，电影导演工作我认为是世界最好的职业，谢谢大家！我不说了。
柴 静：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导演是最好的职业？
谢 晋：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做一个艺术家，但是电影导演是个最好的艺术家，你写作吧，我一个人关在房里，我个人奋斗，我玩命奋斗，我在家把我自己的生活，写出甚至得一个诺贝尔奖都有可能。电影导演从现在开始，我们想到的问题太多了，综合艺术，这样一个综合艺术又是全世界最普遍的艺术。一个京戏吧，京剧团到台湾去演出，到美国去演出，就那么几百人、几千人看吧，电影观看都几亿。我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都是一亿以上的，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哪有一个艺术有几亿人。美国电影十几亿观众，所以它那个投资一亿多美金的钱都能够收回，我们是不可能的。我的《鸦片战争》投资一千万美金，到现在还有一千多万人民币没收回来。这个职业，你的影响，好多人不愿意写电影剧本，我就常常拿这个鼓励他（她），我说你这小说最多吧，巴老的小说不一样，印数高一点，一般5000册、10000册，电影几亿人看哪，你为这个付出代价、付出生命、付出全部的精力都是值得的。我今天看电影的时候，很多电影引起我很多回忆，我很多地方都要掉眼泪，虽然晚会不一定是最精彩，但是我看到这些片子的时候，我回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想毕业歌的《桃李劫》，袁牧之导演的现在还在放，《风云儿女》都已经变成国歌了，哪一个艺术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么大的群众性。你带一个片子，一个拷贝出去，一个人就行了，全世界可以放；一个京剧团，我不是贬低京剧啊，就是它的范围还是比较小。小说你要看不懂中文的，至于中国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说我们的作家不行，中文翻成英文，巴老的小说、鲁迅的小说大打折扣。所以说你刚才问我为什么呢？这个职业，我希望更多的人来搞电影，我祝贺要搞电影的那些青年。我的儿子现在也在美国学电影，已经在美国开始工作，现在回到国内来工作了。电影是最好的，尤其导演，它要求人的能力非常高，你们不是光书本上念一些东西，所以我有很多想法。今天记者问我，他说谢导，你拍了那么多片子最喜欢哪一部？我回答，我今天也可以告诉你，青年同志们，我最好的片子总感觉还没有拍出来。谢谢！
柴 静：刚刚谢晋导演说到为什么这个职业吸引他。所以我想了解李行导演，对您来讲这个职业它所吸引你的，也是他所说的具大影响力吗？
李 行：我想导演是一个他想要做梦，有很多梦想不能在现实中实现，但在电影中都可以实现，我们也可以让历史重新再现，所以说导演这个职业非常能满足理想和梦想。
柴 静：你这个梦想是从你少年时代开始的吗？
李 行：我倒没有。我的成长背景跟谢导蛮接近的，我们都是从演话剧，从舞台上开始的。
柴 静：我记得他那时候还演过岳云。
李 行：对，他是演舞台剧，我也是演员出身，演了很多戏。但是我年轻时演戏，导演因为我很瘦，他要我演老头，所以我后来不愿意做演员了，我觉得被糟蹋了。
柴 静：后来你做导演也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吗？
李 行：做导演是因为拍电影也让我演老头，舞台上演老头化妆的技术不好，远隔了一个距离还无所谓。早期的电影化妆术也不是那么进步，脸上的皱纹，拿眉笔给画一些皱纹，看得好假，像个滑稽人一样，我觉得有被糟蹋的感觉，所以就退到幕后来开始做副导演，然后再转到做导演。
柴 静：你的第一部片子是？
李 行：我的第一部片子是台湾话的一个滑稽片喜剧《王哥柳哥游台湾》。早期我拍的台语片，制作成本、制作的条件都很差，但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至少让我有一个实验、实习、临床的机会。
柴 静：后来我看了看，单纯从你获得“金马”奖，获的这几部影片的片名当中来看，都可以看得出一个脉络。比如说《小城故事》、《汪洋中的一条船》，或者《原乡人》、《秋决》，可以看得到好像一直是在关注台湾底层社会的社会变迁。
李 行：对，我想电影本来就是一个反应现实生活的东西，包括拍历史剧，它也是反应当时那个现实生活，我因为生长在大陆，然后到台湾去的时候是大学一年级。
柴 静：不到二十岁。
李 行：后来我在那边完成了大学以后，先从舞台上，然后再到电影上来，对我来说开始起步也非常艰难。
柴 静：那一个将近二十岁的年轻人到一个陌生的土地中，怎么会培养出来那么深厚的一段感情，而且通过电影来反映？
李 行：今年我71岁，我去台湾的时候19岁，我在台湾生活了半个世纪以上，所以对台湾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熟悉，我想拍摄电影最好还是拍自己熟悉的东西。
柴 静：当你拍完第一部电影之后，你觉得有一种发现自己的喜悦吧，觉得这就是属于我的，我就应该一辈子做这件事情。
李 形：对。我想在做的时候是拼命的、认真的、投入去做，但是做完了以后多半不是很满意，就像谢导，我们永远追求下一部是最好的。
柴 静：您现在还在拍您的新片子吗？
李 行：没有，我已经十多年没拍了。我近十年来，我从1990年第一次到大陆来，我就向大陆电影界的朋友宣誓：在我有生之年要为两岸电影交流奉出自己，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这个工作。
柴 静：说到两岸的电影交流，我想知道你第一次看到谢晋的电影是在什么时候？
李 行：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1992年在香港见的，我们俩可以讲一见如故，就好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实际上大家心交很久，他看过我的电影，我看过他的电影。
柴 静：所以隔着海峡，人跟人可通过人性的很丰富的东西来沟通。
李 行：对！对！对！
柴 静：谢导，您第一次看到李行的电影是什么时候？
谢 晋：《汪洋中的一条船》是我在上海主持首映式的。哦，我当时做统战工作，又是电影届的艺术家，就让我来主持。我看了李行导演的很多片子，黄教授也写过文章，他有几部很有名的片子。哎，我说李行啊，这个片子导演不写李行，写谢晋也可以。
柴 静：为什么？
谢 晋：因为什么原因呢？这很简单，一个原因，从科学上分析的话，他受的基础教育，包括大学刚刚开始的教育，他的一些老师也是和我老师一辈的。曹禺老师啊，焦菊隐老师，《茶馆》的导演都是我的班主任老师。我们两个人的基础文化是相通的，我是一个书香门弟的这样家族，从小书看得非常多；他呢是一个学者家族，也是一个贵族家族，我们这两个人跟第五代的、第六代的接受的教育不一样，所以我说换上我的名字，后来这几句话很出名了。大家说我俩脾气也像，性格也像，他是大少爷出身，我在家庭里是长子，有时两个人脾气都不大好，经常骂人。
柴 静：你看，他看上去比较外向，然后您看上去比较内敛，怎么会像呢？
李 行：现在是装的。
柴 静：哪个是装的？
李 行：实际上我蛮外向，主要是面对着镜头蛮紧张的。
柴 静：黄教授您是对他们两位的作品都有深入研究的人，我觉得除了刚才谢晋导演所说的他们的个性、脾气相似之外，其实当中这种文化脉络的相像也是重要的。
黄试宪：最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的根脉，是在一个土地上生长的。今天有这么两位前辈大师级的人物和观众见面，跟年轻的朋友见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对于他们两位来讲，我是抱着仰望大师的心情，因为把20世纪分作两半的话，折开来有两半，后一半中国的银幕，和他们两位的名字谢晋、李行是分不开的。他们对中国电影的文化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贡献，同时对海峡两岸的电影文化又有一个整合交融的关系，特别是近十年李行先生以很大的热情和精力，来推动两岸电影文化的整合，这是让我非常敬重的。谢晋他的祖父辈是跟秋瑾烈士一起共事的，这么一个书香世家也在鲁迅个故乡旁边，他受到中国文化很深的影响。李行导演是1930年生的，他长时间在西安、上海，他的大学启蒙是在苏州。
柴 静：苏州读了一个学期吧。
黄试宪：国立艺术教育学院一个学期，在上海读高中期间，他看了大量的我们三四十年代的优秀影片。他可以如数家珍，来讲哪长哪短，哪个演员怎么样。他对中国的电影文化可以说是耳熟能详，我认为是中国传统包括三四十年代的优秀电影文化传统，是渗透在李行先生的血脉当中。而这两位他是共同接受我们三四十年代的优秀电影的文化传统，说起来像《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非常熟悉。假如没有这个前提，他们的作品怎么可以把名字互相替代，也就是说，李行的作品我们署上谢晋，大家都可以认可；谢晋的作品属上李行，大家也可以认可；那么这半世纪以来，可以说是双峰并出。
柴 静：我也想问李行导演，像谢晋他的人生履历决定了他是跟这土地是紧密不可分，捆绑在一起的。但像刚才黄教授说，你是一个19岁才到台湾去的外省人，你对那个土地一直是抱着有距离感的去观看，还是把你当成那块土地上非常亲密的一个人？
李 行：我想我拍这两部戏，他刚刚提到一个《原乡人》，所谓的原乡，在台湾来讲原乡就是我原来的故乡，我想这个也就要抒发，让台湾人要认同，你淖婀?侵泄??lt;br/>柴 静：刚才谢晋导演说到目前国内电影碰到的压力，包括加入WTO之后，中国电影会有很大的危机。
李 行：我们最高的年产量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时候，要接近三百部，现在像我们去年只拍16部。
黄试宪：台湾电影局面非常的严峻、非常的委靡。
柴 静：这样萧条，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李 行：我想不是因为受到西片的影响，并不是国片就没有人看，像李安最近的《卧虎藏龙》在台湾卖了一个亿以上，票房还是疯狂的，从来不进电影院的观众也都进去了，这证明观众还是有所选择。主要这十几年来，我们拍的电影不好看、观众不想看、观众不愿意看，为什么要花那个时间、花钱去看？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些流失的观众如何找回来，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课题。其实好莱坞的电影进来对我们的打击，对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不管在台湾也好，在国内也好，进入WTO以后，马上面对从10部外片要进展到20部。是，这压力必然是很大的，压力大对我们来讲是个危机，危机为什么不能变成转机？他的电影为什么被观众接受呢？好奇？好看？我们为什么也不能从这方面去思考？我们选择题材好的电影给观众看，把流失的观众再找回到电影院来，这也不是做不到的事情。问题是我们大家，是不是有心来做，我是觉得以大陆作为一个华语影片的一个市场中心的话，要结合香港、台湾，如果能把这些华语市场都能结合的话，我想我们来对抗进入千禧年，进到新的世纪，我们来对抗好莱坞不是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要晓得21世纪是我们中国的世纪，我们要善自珍重，我想我们大家只要能够同心协力，为此美好的明天怎么不会到来？
柴 静：是。我想有这样两位白发苍苍的电影人的率领，中国电影一定能够凭借着不衰的梦想继续向前走。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资深的老导演，从他们的谈话当中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经历过同样的山河破碎的年代，经历过同样的离乱聚合的人生。他们都努力的用他们的镜头去记录他们生存的土地上，人民的情感跟社会的变迁，他们就像两方朱红的印章刻在中国电影人的这副长卷上，凝重、沉稳。谢谢他们！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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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嘉宾: 谢 晋——著名导演
李 行——台湾著名导演
濮存昕——著名演员
王思懿——台湾著名演员
主 持 人：柴 静
柴 静：各位好！欢迎收看由长春电视台、吉林电视台和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联合举办的“新青年、新视点——点击中国电影人”的现场节目！这里是长春。8月23日在长春开幕的第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使我们有一个机会与中国电影人面对面地遭遇，也使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在现场来触摸在银幕背后那些声光色影的浮华背后，看一看他们滚烫的鲜活的人生。今天特别请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资深教授、理论研究专家黄试宪先生，充当我们今天60分钟节目的特约观察员，跟我们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电影人。同时，也请来了大陆跟台湾两位资深导演，他们的一生都在为电影奔走，直到今天仍然是金戈铁马，真诚未消。今天在节目中请他们煮酒论英雄，笑谈天下事。来掌声请出二位，谢晋导演跟来自台湾的李行导演。两位当中应该是谢导年长一点。
李 行：长七岁。
谢 晋：我77，他70。
李 行：他是属猪的，我是属马的。
谢 晋：前年是我从影50周年，今年是李行从影50周年，加上我干话剧的话呢，我是学话剧的，应该是55年，这一辈子都在电影中过，现在电影很艰难。今天早上有同志提了一个问题，说中国电影的风风雨雨。我说今天不要讲了，一讲起来首先不是中国电影的风风雨雨，中国的50年，走过的道路是全世界少有的，现在总算走出来了。我非常欢迎大家到上海去看看，上海现在的浦东从窗户里看出去，外面的硬件来讲，我觉得跟曼哈顿、跟东京没什么区别。我们现在的大歌剧院全世界一流的、最好的，不比悉尼歌剧院差。硬件都上去了，但软件呢？我们的文艺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不够，你投资几亿你能拍出很好的电影来吗？不一定。这硬件是硬的，金茂大厦全世界第三的高楼，我只要几十亿美金，弄到了投进去，什么时候封顶，什么时候造底层，它就建起了，而电影不能，所以电影是最复杂的一个意识形态的艺术。我最近考虑的不是一个艺术问题，到底中国电影怎么办，我自豪地说，我是中国第一个离开国营的机构办私人的一个公司，谢晋恒通影视公司。但是八年来走过的道路也是很曲折的，我最近才体会到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找一个老板来拍戏是一种革命，所以今天我导演的构思很少了，我现在考虑怎么发行。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发行问题不解决，拍得再好的电影你要赔钱。我今天不是讲艺术，我是讲我们现在的对手。上影的对手不是长影，也不是珠影，是华纳公司，21世纪福克斯公司，是出《角斗士》的投资一亿的美国大公司，是跟他们竞争。黄教授今天也谈过在三五年里头，不是说我们的软件不行，我们的硬件根本也不行。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悲观的笑话，电影从发明开始，从“西洋镜”里头一直到现在没有一样硬件东西是中国人发明的。现在这些东西包括照明设备、录音、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到彩色电影、到宽银幕、到立体电影，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今天的话不是悲观的话，是鼓励大家。没有一样是中国人想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形式下，我们面对“入世”、面对美国大片，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不是局限于在一个小问题上。如果中国很多问题不解决，体制问题不解决,发行问题不解决，你怎么干也没用,因为没观众，发行渠道也没有。我们现在在做各方面的努力，在这个方面希望同学们关心电影，关心各个方面。我上午看了你们的这个题目也是很大气的，“入世”以后中国电影怎么办？这里有理论家，有台湾的朋友，大导演李行。我最近考虑的问题不是艺术，是怎么样在我这个《女足九号》，怎么样把成本收回来，成本收不回来的话一切都白干。干电影我干了五十多年了，总想把中国电影推上去，中国电影是一定可以推上去的，但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硬件、软件各方面加在一起，困难非常多。你们不要怪导演，不要怪什么，不是中国的导演笨，也不是中国的摄影不行，也不是中国的演员不行，我拍《芙蓉镇》的时候，拍《高山下的花环》的时候，1986年、1984年，170万、190万拍部电影拍得很舒服。现在我们的导演还是200万、300万，我问很多领导同志，我说物价涨了多少倍啊，所以这些情况，你们要研究电影，首先要研究宏观的，然后再来具体的。现在拍戏没有人投资，400万块钱，超过400万就要陪钱，这种舆论是非常有害的。但是，是我们很多专业人员提出来的，谁投资啊？现在国家又不太拨钱。以后想拍这种大的片子困难更多了，国家也慢慢的让你走向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的一个套路。所以大家这么多年轻人估计很多学导演的，导演是一个最好的职业，电影导演工作我认为是世界最好的职业，谢谢大家！我不说了。
柴 静：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导演是最好的职业？
谢 晋：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做一个艺术家，但是电影导演是个最好的艺术家，你写作吧，我一个人关在房里，我个人奋斗，我玩命奋斗，我在家把我自己的生活，写出甚至得一个诺贝尔奖都有可能。电影导演从现在开始，我们想到的问题太多了，综合艺术，这样一个综合艺术又是全世界最普遍的艺术。一个京戏吧，京剧团到台湾去演出，到美国去演出，就那么几百人、几千人看吧，电影观看都几亿。我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都是一亿以上的，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哪有一个艺术有几亿人。美国电影十几亿观众，所以它那个投资一亿多美金的钱都能够收回，我们是不可能的。我的《鸦片战争》投资一千万美金，到现在还有一千多万人民币没收回来。这个职业，你的影响，好多人不愿意写电影剧本，我就常常拿这个鼓励他（她），我说你这小说最多吧，巴老的小说不一样，印数高一点，一般5000册、10000册，电影几亿人看哪，你为这个付出代价、付出生命、付出全部的精力都是值得的。我今天看电影的时候，很多电影引起我很多回忆，我很多地方都要掉眼泪，虽然晚会不一定是最精彩，但是我看到这些片子的时候，我回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想毕业歌的《桃李劫》，袁牧之导演的现在还在放，《风云儿女》都已经变成国歌了，哪一个艺术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么大的群众性。你带一个片子，一个拷贝出去，一个人就行了，全世界可以放；一个京剧团，我不是贬低京剧啊，就是它的范围还是比较小。小说你要看不懂中文的，至于中国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说我们的作家不行，中文翻成英文，巴老的小说、鲁迅的小说大打折扣。所以说你刚才问我为什么呢？这个职业，我希望更多的人来搞电影，我祝贺要搞电影的那些青年。我的儿子现在也在美国学电影，已经在美国开始工作，现在回到国内来工作了。电影是最好的，尤其导演，它要求人的能力非常高，你们不是光书本上念一些东西，所以我有很多想法。今天记者问我，他说谢导，你拍了那么多片子最喜欢哪一部？我回答，我今天也可以告诉你，青年同志们，我最好的片子总感觉还没有拍出来。谢谢！
柴 静：刚刚谢晋导演说到为什么这个职业吸引他。所以我想了解李行导演，对您来讲这个职业它所吸引你的，也是他所说的具大影响力吗？
李 行：我想导演是一个他想要做梦，有很多梦想不能在现实中实现，但在电影中都可以实现，我们也可以让历史重新再现，所以说导演这个职业非常能满足理想和梦想。
柴 静：你这个梦想是从你少年时代开始的吗？
李 行：我倒没有。我的成长背景跟谢导蛮接近的，我们都是从演话剧，从舞台上开始的。
柴 静：我记得他那时候还演过岳云。
李 行：对，他是演舞台剧，我也是演员出身，演了很多戏。但是我年轻时演戏，导演因为我很瘦，他要我演老头，所以我后来不愿意做演员了，我觉得被糟蹋了。
柴 静：后来你做导演也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吗？
李 行：做导演是因为拍电影也让我演老头，舞台上演老头化妆的技术不好，远隔了一个距离还无所谓。早期的电影化妆术也不是那么进步，脸上的皱纹，拿眉笔给画一些皱纹，看得好假，像个滑稽人一样，我觉得有被糟蹋的感觉，所以就退到幕后来开始做副导演，然后再转到做导演。
柴 静：你的第一部片子是？
李 行：我的第一部片子是台湾话的一个滑稽片喜剧《王哥柳哥游台湾》。早期我拍的台语片，制作成本、制作的条件都很差，但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至少让我有一个实验、实习、临床的机会。
柴 静：后来我看了看，单纯从你获得“金马”奖，获的这几部影片的片名当中来看，都可以看得出一个脉络。比如说《小城故事》、《汪洋中的一条船》，或者《原乡人》、《秋决》，可以看得到好像一直是在关注台湾底层社会的社会变迁。
李 行：对，我想电影本来就是一个反应现实生活的东西，包括拍历史剧，它也是反应当时那个现实生活，我因为生长在大陆，然后到台湾去的时候是大学一年级。
柴 静：不到二十岁。
李 行：后来我在那边完成了大学以后，先从舞台上，然后再到电影上来，对我来说开始起步也非常艰难。
柴 静：那一个将近二十岁的年轻人到一个陌生的土地中，怎么会培养出来那么深厚的一段感情，而且通过电影来反映？
李 行：今年我71岁，我去台湾的时候19岁，我在台湾生活了半个世纪以上，所以对台湾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熟悉，我想拍摄电影最好还是拍自己熟悉的东西。
柴 静：当你拍完第一部电影之后，你觉得有一种发现自己的喜悦吧，觉得这就是属于我的，我就应该一辈子做这件事情。
李 形：对。我想在做的时候是拼命的、认真的、投入去做，但是做完了以后多半不是很满意，就像谢导，我们永远追求下一部是最好的。
柴 静：您现在还在拍您的新片子吗？
李 行：没有，我已经十多年没拍了。我近十年来，我从1990年第一次到大陆来，我就向大陆电影界的朋友宣誓：在我有生之年要为两岸电影交流奉出自己，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这个工作。
柴 静：说到两岸的电影交流，我想知道你第一次看到谢晋的电影是在什么时候？
李 行：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1992年在香港见的，我们俩可以讲一见如故，就好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实际上大家心交很久，他看过我的电影，我看过他的电影。
柴 静：所以隔着海峡，人跟人可通过人性的很丰富的东西来沟通。
李 行：对！对！对！
柴 静：谢导，您第一次看到李行的电影是什么时候？
谢 晋：《汪洋中的一条船》是我在上海主持首映式的。哦，我当时做统战工作，又是电影届的艺术家，就让我来主持。我看了李行导演的很多片子，黄教授也写过文章，他有几部很有名的片子。哎，我说李行啊，这个片子导演不写李行，写谢晋也可以。
柴 静：为什么？
谢 晋：因为什么原因呢？这很简单，一个原因，从科学上分析的话，他受的基础教育，包括大学刚刚开始的教育，他的一些老师也是和我老师一辈的。曹禺老师啊，焦菊隐老师，《茶馆》的导演都是我的班主任老师。我们两个人的基础文化是相通的，我是一个书香门弟的这样家族，从小书看得非常多；他呢是一个学者家族，也是一个贵族家族，我们这两个人跟第五代的、第六代的接受的教育不一样，所以我说换上我的名字，后来这几句话很出名了。大家说我俩脾气也像，性格也像，他是大少爷出身，我在家庭里是长子，有时两个人脾气都不大好，经常骂人。
柴 静：你看，他看上去比较外向，然后您看上去比较内敛，怎么会像呢？
李 行：现在是装的。
柴 静：哪个是装的？
李 行：实际上我蛮外向，主要是面对着镜头蛮紧张的。
柴 静：黄教授您是对他们两位的作品都有深入研究的人，我觉得除了刚才谢晋导演所说的他们的个性、脾气相似之外，其实当中这种文化脉络的相像也是重要的。
黄试宪：最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的根脉，是在一个土地上生长的。今天有这么两位前辈大师级的人物和观众见面，跟年轻的朋友见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对于他们两位来讲，我是抱着仰望大师的心情，因为把20世纪分作两半的话，折开来有两半，后一半中国的银幕，和他们两位的名字谢晋、李行是分不开的。他们对中国电影的文化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贡献，同时对海峡两岸的电影文化又有一个整合交融的关系，特别是近十年李行先生以很大的热情和精力，来推动两岸电影文化的整合，这是让我非常敬重的。谢晋他的祖父辈是跟秋瑾烈士一起共事的，这么一个书香世家也在鲁迅个故乡旁边，他受到中国文化很深的影响。李行导演是1930年生的，他长时间在西安、上海，他的大学启蒙是在苏州。
柴 静：苏州读了一个学期吧。
黄试宪：国立艺术教育学院一个学期，在上海读高中期间，他看了大量的我们三四十年代的优秀影片。他可以如数家珍，来讲哪长哪短，哪个演员怎么样。他对中国的电影文化可以说是耳熟能详，我认为是中国传统包括三四十年代的优秀电影文化传统，是渗透在李行先生的血脉当中。而这两位他是共同接受我们三四十年代的优秀电影的文化传统，说起来像《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非常熟悉。假如没有这个前提，他们的作品怎么可以把名字互相替代，也就是说，李行的作品我们署上谢晋，大家都可以认可；谢晋的作品属上李行，大家也可以认可；那么这半世纪以来，可以说是双峰并出。
柴 静：我也想问李行导演，像谢晋他的人生履历决定了他是跟这土地是紧密不可分，捆绑在一起的。但像刚才黄教授说，你是一个19岁才到台湾去的外省人，你对那个土地一直是抱着有距离感的去观看，还是把你当成那块土地上非常亲密的一个人？
李 行：我想我拍这两部戏，他刚刚提到一个《原乡人》，所谓的原乡，在台湾来讲原乡就是我原来的故乡，我想这个也就要抒发，让台湾人要认同，你淖婀?侵泄??lt;br/>柴 静：刚才谢晋导演说到目前国内电影碰到的压力，包括加入WTO之后，中国电影会有很大的危机。
李 行：我们最高的年产量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时候，要接近三百部，现在像我们去年只拍16部。
黄试宪：台湾电影局面非常的严峻、非常的委靡。
柴 静：这样萧条，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李 行：我想不是因为受到西片的影响，并不是国片就没有人看，像李安最近的《卧虎藏龙》在台湾卖了一个亿以上，票房还是疯狂的，从来不进电影院的观众也都进去了，这证明观众还是有所选择。主要这十几年来，我们拍的电影不好看、观众不想看、观众不愿意看，为什么要花那个时间、花钱去看？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些流失的观众如何找回来，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课题。其实好莱坞的电影进来对我们的打击，对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不管在台湾也好，在国内也好，进入WTO以后，马上面对从10部外片要进展到20部。是，这压力必然是很大的，压力大对我们来讲是个危机，危机为什么不能变成转机？他的电影为什么被观众接受呢？好奇？好看？我们为什么也不能从这方面去思考？我们选择题材好的电影给观众看，把流失的观众再找回到电影院来，这也不是做不到的事情。问题是我们大家，是不是有心来做，我是觉得以大陆作为一个华语影片的一个市场中心的话，要结合香港、台湾，如果能把这些华语市场都能结合的话，我想我们来对抗进入千禧年，进到新的世纪，我们来对抗好莱坞不是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要晓得21世纪是我们中国的世纪，我们要善自珍重，我想我们大家只要能够同心协力，为此美好的明天怎么不会到来？
柴 静：是。我想有这样两位白发苍苍的电影人的率领，中国电影一定能够凭借着不衰的梦想继续向前走。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资深的老导演，从他们的谈话当中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经历过同样的山河破碎的年代，经历过同样的离乱聚合的人生。他们都努力的用他们的镜头去记录他们生存的土地上，人民的情感跟社会的变迁，他们就像两方朱红的印章刻在中国电影人的这副长卷上，凝重、沉稳。谢谢他们！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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