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 静:可是你的个性当中叛逆的因素从哪来的? 罗 燕:书读得太多了吧! 柴 静:我记得你电影里面,有一个细节是这个吴爱莲跟安德鲁说拿出一本线装的《红楼梦》,然后跟他说我已经看了一百多遍了。像她的这种爱读书的品质,好像在你身上也有体现吗? 罗 燕:对!我喜欢看书,小的时候受了不少“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的教育。可是到小学中间的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吧,书不可能像现在这么自由地提供。所以很多书看不到,应该说,那么越看不到越想看,所以就削尖脑袋看很多书。在那个时候看了很多小说,都是通过各种渠道暗地里借来看。 柴 静:在你 10 岁出头的时候,遭遇了“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你一直跟你的外公外婆相依为命,可是那个时候你知道什么叫人生的变故了吧? 罗 燕:小的时候没这些意识,只是家里被抄家两次。然后外公关牛棚,这些都知道。而且我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应该说不知道多少次,部队文工团招生,我是宣传队的,所以很容易被招上。每一次都去试,每一次都是你能看出来别人显出巨大的兴趣。可是最后总是没有我,而且我到现在记得有一个电影叫《征途》,那个电影里头有一个角色,叫万莉莉,是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当时我觉得我演很合适,然后呢,选上我去试戏,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都通知了,三天以后到黑龙江去拍戏。拍电影对我来说,那个时候都是梦想了。就特别高兴地准备,可是没消息了,结果是因为政审通不过。我有十几次机会都是政审通不过。 柴 静:那时候呢,你外公外婆两个老人,你跟他们相依为命,你当时想没想过,改变命运要靠自己? 罗 燕:事实上我外公在我 12 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而我外婆从来没工作过,所以这些她不会决定。总体说来,大部分事情就是我决定,至少是我自己的事情。因为那种环境,你也无路可逃,你不决定,别人也不能替你决定。于是你就自己决定,社会也逼着你决定。我那个时候在班里,好像是副班长吧,我在学校还是个小领导,所以自然的就是很多事情,自己认为自己就能决定了。 柴 静:你外公外婆很早就去世了,这样的话你在很幼小的时候,就要经历什么叫生离死别。 罗 燕:我 12 岁的时候外公去世,我没有感觉,比较茫然。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人的神经都没有健全,所以不知道哭。我记得一年以后,有一次突然从柜子里,翻出我外公的照片,我就记得,他在床上快死的时候。我想起过去的事,外公叫我拿什么什么照片给他看,是他年轻的时候,我拿给他看。小孩儿,因为这种非正常的状况,你会记得,我记得他看了自己的照片,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我 13 岁时候,才记起这个事又突然觉得他是走了。那个时候才开始哭,觉得好像明白了你失去的是你不能失去的。 柴 静:但那时候你也已经知道了以后你的命运,只有你自己来负担。 罗 燕:当时是这样,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些巨大的失落,自己就会觉得实际上人生是很短的。年轻的时候,会觉得爸爸、妈妈永远不死,外公外婆也永远不死,喜欢的人一概不死,他们永远活着。事实上人生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人生非常非常短,而且应该说转瞬即逝,所以说如果不努力的话,或者说不在活着的时候,抓紧做到想做的事情的话,很快就过去了。事实上,我念戏剧学院的时候,我很惊讶很多同学那么贪玩。因为表演系实际上是比较轻松的。女孩整天上街买衣服,这当然也很正常,可是我觉得特别可惜,着急得很。我觉得这么好不容易的机会,都把时间给玩走了。 柴 静:你从戏剧学院毕业之后,在一部戏《女大学生宿舍》当中饰演匡亚兰。 罗 燕:我挺争取那个角色的,挺争取。我觉得那角色我演可能合适吧,然后我就努力地去找导演,自己找他的。因为我听说,他来看我演的话剧了。那时候我演一个知青,玩世不恭的一个知青,在台上拿着枪什么的角色,一般人都不会认为我能演。结果后来,我在上海人艺演那个戏,大家都很吃惊,反正他看完那个戏以后,他就挺有兴趣,说找我去试戏。我是觉得,匡亚兰那个角色里面,很多背景的部分很适合我,我觉得我可以演得还不错吧。自己觉得,因为我有我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人物,大概应该是这样子,会合适,那部戏的导演是史蜀君。 | 柴 静:听说她的脾气很急。 罗 燕:对,她压力很大。因为她第一次导戏,所以她老发脾气,把我们大家都骂得天昏地暗。她凶得很,基本是这样。 柴 静:你也挨骂? 罗 燕:也骂我了,当然。那你怎么办?就只能忍着。只有我没哭,我看在现场所有人都哭过了。
柴 静:你演完《红衣少女》之后,实际上,如果当时留在国内的话,还是会有很多机会的。对吗? 罗 燕:我想过,机会会有。但是,因为我演过这些戏吧,我觉得可能我理想中的戏,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或者是,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在演戏的时候,第五代的导演,其实并没有荣登宝座,所以毕竟看法有些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还是应该借那个时间去学习,争取在我自己觉得合适的好一些的戏里面去演。可能后来做制片,也有一定的道理吧。 柴 静:所以后来看,片子当中这个吴爱莲,她是个对世界有好奇心的人。比如她去学习,她去观察星辰和天空,她去了解未知的世界。这种好奇心你也有吗? 罗 燕:我想有的。很多人问过我,我是觉得有兴趣。反正出国对我来说,是新东西嘛,很多很新的东西觉得很好玩,可以到处看,我倒没觉得太苦。反正天天有新东西就有意思,就好像能吸引住我。 柴 静:但是 1986 年,当你的飞机在纽约降落的时候,你第一次看到美国那片土地,它带给你最强的刺激是什么? 罗 燕:恐惧!因为我到达的时候,是半夜 3 点了,一片漆黑,然后接我的人又没到,所以恐惧得很。因为在中国,没有碰到过这种说人身危险,有这种人身危险,不安全。因为事实上我在国内,就说演戏什么的,半夜 1 点钟,在大街上走也没什么,但是那时候好像,突然觉得有一种,你没有想过的事情,这是你意志所不能克服的一种对人身安全的恐惧,然后吓坏了。印象不好,当时心里觉得,应该赶紧又坐上飞机回去得了。有这种想法吧,但是也没什么办法,已经来了,就忍着吧。 柴 静:你当时身边带了多少钱? 罗 燕:60(美金),还藏起来了。 柴 静:藏在哪儿了? 罗 燕:藏在最里面的衣服口袋里。 柴 静:缝起来了? 罗 燕:对。 柴 静:我来算一算啊,60 美金差不多,就按现在的汇价来算的话,也就是五六百块钱。 罗 燕:我那时候觉得钱很多了。因为国内那个时候,我挣的工资很低,100 元都没有,大概只有几十,工资只有 56元。银行只能兑换 40 美元出国,任何拿到签证的只能换 40 美元,所以那当然就不能换太多。剩下 20美元还是我随电影代表团去日本,还换了一些,所以自己觉得钱还不少。没想到,第二天,就要坐火车去华盛顿。因为我的一个亲戚,在华盛顿,那么坐华盛顿的地铁,就花掉我不少钱,所以才意识到,这钱跑得很快。我其实从华盛顿的地铁站,到我亲戚家的出租车费,都已经没有了,都付不起了。出租车费二十几块钱,就已经付不出来了,所以到了亲戚家,就得要亲戚付了。 柴 静:你那时候打算怎么办? 罗 燕:想着就是借点钱,然后打工挣钱呗。 柴 静:可能你在国内也听说过,大家要去刷盘子,要去中餐馆打工,你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了吗? 罗 燕:那个时候,其实没听说过那么多,我有心理准备。刷盘子这些对我来说,因为我当过纺织女工,这种不算什么苦活,再苦苦不过纺织女工的活。那时候上三班呢,晚上从 10 点钟,上到第二天早上 6 点。几年下来,不是一个很好干的活。到美国后最恐惧的是,完全茫然。你不知道怎么争取,怎么努力,餐厅在哪都找不着,又没有汽车,基本上是应付,没有办法事先策划。 柴 静:你当时找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罗 燕:在餐厅。 柴 静:做什么? 罗 燕:女招待员,端盘子。 柴 静:真的端盘子? 罗 燕:当然端盘子,然后订菜。我记得常拿错菜,因为菜都不认识,那个菜的名字,不会用英文说。结果后来客人跟你说,我要吃什么的什么的,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发明一种办法,因为菜谱上都有编号,我说第几号,使劲问人家第几号,你指给我看,写上编号。回到里头,进去以后才看到菜谱,菜第几号才写上。厨师是知道中文的,才写上中文,端出来,然后使劲要记得,桌子一多就不行了。
| 柴 静:那种情况还能拿到小费吗? 罗 燕:常规还是拿,可能给得少吧。顾不上,已经天昏地暗,能把客人打发了就好,要不然客人要对经理骂人。那时候赚点钱,是很宝贵的东西,到了下班才数钱,中间没法数,拿着钱,赶紧放进口袋赶紧接着干,忙死了。擦桌子什么的,你这样的杯子,我一个手可以端三个,没问题。 柴 静:装了水吗? 罗 燕:对!没问题。 柴 静:你都不能想像一点问题没有?那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不对? 罗 燕:对!那当然。还有巨大的托盘,一桌的菜全部在上头,托起来在肩上扛着去,一桌的菜可以一次性上。 柴 静:你怎么可能? 罗 燕:为什么不可能呢?人逼到那时候就可能了,教给你一次就得会。 柴 静:能撑下来吗? 罗 燕:有好几次压在顾客手上。烤鸭掉下去了,那你得撑,你要活命呀。每天打工得花多久的时间?打工通常 12 小时吧。12 个小时,中午 11 点去,晚上 11 点出来,有的时候还更晚一点。还不算来去时间,我刚到波士顿的时候,单程要一个半小时,三个小时在路上,加 12 小时工作,你想我能睡几小时吧。那没办法,根本找不着工作,好不容易找着了,还是朋友介绍,看我可怜。因为我自己去找肯定说我会干,要不然人家根本不会雇你,说会干,然后两天就知道不行了。客人骂,很多客人等在门口上不去,因为桌子周转慢了以后,老板少挣钱。他恨死你了,所以很快就换。 柴 静:晚上一个人,在异乡的夜里头,会不会觉得孤单? 罗 燕:那又怎么样呢?孤单就忍着吧。有钱有时间的时候,想一些情调,没钱没时间就是活着就好。 柴 静:那时候做噩梦吗? 罗 燕:我刚到美国时做噩梦。尤其我还在大学的时候,做梦做得厉害,都是梦见外公外婆要死了,或者已经死了。那就是世界末日了,吓得要死,半年以后就不怎么做了。那个时候觉得少年时代的不安全感回来了,是这样。 柴 静:你在美国一直有种不安全感吗? 罗 燕:是的。 柴 静:有没有问过自己说,这应该是一个女人最黄金的岁月,可是我们要在贫穷跟卑微的生活中度过,为什么? 罗 燕:没有想这些。好像没有觉得,那个是黄金岁月。好像自己觉得,想要做的那个事情,所以就努力去实现,努力去争取。这几年里头,没有一个男性提醒我说,你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你应该可以过更好更舒适的生活。我记得,我在洛杉矶戏剧中心的时候,有一个好莱坞的美工也是编剧,就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办绿卡。我说要啊。他说剧院现在在帮我申请,如果你跟我结婚,马上就可以拿到什么之类的。我很惊讶,看了他,然后我就说,我知道有人是假的。他说真的也可以,假的也可以,你愿意,什么都可以的意思。我说,那我们还没有谈恋爱呢!怎么可能呢?他好像说,对呀!他说所以给你提个建议。这件事很可笑,我都觉得很滑稽。这属于摆在眼前了,当然我承认,有些比较非直接的跟你讲,这都有。我好像不能考虑,我觉得除非是我爱上谁了,但是跟我提这些的人,不幸,我又没有爱上他们,所以就没有什么想像。你觉得那几年,是用来做很重要的(事)。对啊,你天天如果说自己很努力,学习也好,工作也好,毕竟是积累自己的技能。这样的话,你到社会上以后,你才会天天进步,才会有一些竞争力。 柴 静:在那段日子里,什么是你最大的安慰? 罗 燕:当然有朋友的友情,其中也不乏爱情,也有人爱自己,自然就觉得自己还算是个人。人家还爱你,尽管自己是灰尘,但是就有人爱,就觉得好。灰尘,什么都不是,就是灰尘,然后就是觉得学新的东西。因为我们出国的时候,连取钱机器都没有,就是学这个。 柴 静:你也觉得是学习? 罗 燕:学开车也是学习,学语言也是学习,反正每样东西都是学习,挺新鲜的,觉得自己长知识长能力,很不错的。 柴 静:你保持很单纯的、做演员的愿望到什么时候? 罗 燕:今天我还保持。只不过就是说,我意识到想做演员,通过代理公司的方式,去达到做演员的目的,恐怕是我在洛杉矶戏剧中心,就是我研究生毕业以后的一两年之内我意识到的。 | 柴 静:之前你做了很多尝试?找代理公司,希望代理公司来推荐你。 罗 燕:不容易找代理公司,也不容易找好的代理公司,即使差的代理公司,把你推荐了,人家试戏都不要你,这样的情况很多的。 柴 静:这时候会有挫折感吗? 罗 燕:当然有。其实《喜福会》,我也去试戏的。但是没有试上。 柴 静:可是,我记得当时,《北京人在纽约》剧组也找过你,想要你演戏。 罗 燕:其实我很想演的,但很不幸,叫我演阿春,我是觉得演阿春的角色,太不适合我,所以我努力跟他(导演)讲,我说我想演郭燕。他们不让,然后说有别的演员,已经定了,不能更改。那我说阿春我没法演,我觉得我来演阿春,别人都能演,而且没什么稀奇,没有什么特点。我一定演得没有特点。而且似乎有损形象。反正不知道。 柴 静:什么时候你开始知道,说你自己不仅仅是个演员? 罗 燕:就在那个时候,发现机会不多的时候,我开始设计,整天想,能不能换一个方式。其实我在洛杉矶戏剧中心,做助理的时候,也学很多制片的事,制作的事,然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院,念制片专业。1992 年的时候,洛杉矶戏剧中心倒闭,倒闭以后就失业了。那也挺苦的,那个时候,有点不能接受了。因为我那个时候,研究生都毕业了。在正经的美国戏剧中心,洛杉矶戏剧中心,算我们这边的人艺了,工作了那么久,好像又面临着失业,然后面临的位置,似乎就是去餐厅打工了,所以这个有点不能接受。想找一个比较对口的工作吧,找不着。不容易找,就是说你还是重新回到过去的日子了,有一段时间,半年,挺长的。那时候让我想起 16岁的时候,作一个纺织女工的时候,那种没有希望的日子,比那个更惨。因为,纺织女工的工作是固定的。不过精神不愉快而已,但天天是有饭吃,那时候已经把精神挪在后头,吃饭已经都成问题,就别提精神了。实际上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吃饱了,才能谈精神,没有吃饱,精神更遥远了,提都不能提。所以说在外国,遇到的实际上是撇开精神有饭吃有地方住的问题。
柴 静:在那样的生活里,你还能对自己肯定什么呢? 罗 燕:没什么可肯定的。那个时候就是,反正按自己的想法去努力。我设定的一些想法是,国内出来学电影的,学艺术的不多,懂管理的也不多。从我在美国制片业呆了多年的角度来讲,国内那么熟悉美国情况的也不多,综合起来有个综合指数,像我这样懂美国式制片的不多。也许应该在这个地方下功夫,自己去这样努力。 柴 静:你从单方面来讲,你都竞争不过别人。1993 年你已经成立自己的公司,开始做自己的老板,赚钱的时候,你还是发现演员这种渴望在你的血液里头? 罗 燕:是的,是这样的。 柴 静:什么时候?你发现有一个真正的机会? 罗 燕:那个时候没有机会。一直到我设计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努力地在这个方面弄了很多戏,想办法去找投资什么的,折腾来折腾去,差不多每个地方都蹦去了,反正一直在琢磨这事。一直到 1996 年,我觉得,可能要自己弄一个戏吧。这种戏我觉得,可能要用英语,这样发行公司会比较喜欢,才放弃整个私人投资公司,直接面对第一线的职业发行公司。我觉得,发行公司可能比较懂行,毕竟我是受过职业训练的。你做的这堆东西,他能懂,而私人投资公司,可能未必能懂。 柴 静:那你当时对自己的要求,到底是要做一部能够成功赚钱的片子,还是要做一个能很舒服地演戏的片子? 罗 燕:你一旦做制片的时候,或者事实上,你做了制片工作的时候,你就得往那个方向想,所以常常就错位。两个工作两个目的。在你做制片的时候,你就不敢想你是做演员的。做制片的话,有巨大的责任,包括你的前途,都赌在你的影片,是必须挣钱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挣多少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跟它的成本,加上利息至少要持平,这是最底线了。如果不能保持这个底线的话,你差不多,在那个行业不要干了,自然演戏就别谈了,在这个意义上讲,应该说我主要的是考虑制片。直到演戏那瞬间,我是考虑别的演员的。 | 柴 静:在整个演戏过程当中,制片跟演员这两个角色,有没有发生冲突的时候? 罗 燕:有。我在拍戏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千万件事情缠着你。我 16 小时在现场拍戏,还要替他们解决各种问题,担心万一第二天没有排好,每天晚上还要检查工作。这样的话,害得我睡觉的时间特别少,心里着急万分,但是知道睡得少,精神不饱满,首先不说别的,已经是难看了,憔悴,这都有。其实银幕当中,我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常常是剧组出现巨大的问题的时候就能从面貌上看出来了,可是我好像没有别的办法,使我只考虑自己是演员为主。因为只考虑演员的身份,有点自私自利,有点好像说放着大局,只考虑自己,好像做不到脸上看不出来。可能我也是太紧张了。 柴 静:我记得,你在挑导演跟演员的时候,你都强调了三个字叫“好合作”。是不是这个片子当中,你的意志要高于任何人? 罗 燕:那也不完全是。主要因为不幸,我是负责任的,倒并不是我的意志,要高于任何人。其实,我也常常接受别人的意见,但实在是因为我要负责,我要对我的买主,我要对银行,包括北京电影制片厂等等负责。我要不出故障地交给别人,这些人只认我的签字,他不认别人的,当然还有我的前途,也赌在上头,所以我不可以让全局失控。别人意志没关系,只要还符合人家原著作者的意志,我都能接受。当别人的意志,不符合人家的时候,我就要干涉,基本上是这样的。 柴 静:有没有人为此批评过你,商业色彩太浓厚?? 罗 燕:我想有吧。我没听说过,但是我想应该会有,但是没有办法。 柴 静:你怕不怕 15 年之后,罗燕给人的感觉,会觉得她意志坚定,会觉得她非常懂得,怎样去让一部影片赚钱,这些评价会不会影响你,作为一个女人的感觉? 罗 燕:我也是迫于无奈。怎么办?意志坚定我想不是坏事,不在这个位置上的人,看别人是觉得这个人怎么厉害,强迫别人如何如何,可是在我位置上的人,他就知道,我上面有管着我的人。我管着他们,他们就看见我,可是我有管着我的人,大家看不见。 柴 静:无论如何,这个片子已经做完了,这阶段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你有没有机会,在加州的阳光下,好好走一走?什么都不想。又有新的梦想了? 罗 燕:什么都不想不可能。有新的想像,新的梦想,于是心里又着急,又不知道说此生能不能做到。 柴 静:我把了解罗燕新的梦想的机会,留给在场的每一位,也希望听了这么久的观众,能够把你们的提问交给罗燕。 观众一:罗燕,你好!我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刚才我注意到你谈话,仿佛有两个词:一个是灰尘;一个是机会。你觉得在美国像一颗飘落的灰尘,一直在飘着,你如果留在国内的话,决不可能仅仅是灰尘,那么是什么使你坚持在美国飘下去?是你觉得在国内已经没什么牵挂了?还是你选择了就不想回头?抑或是美国确实有一些,国内所没有的机会,我指的是在影视方面。 罗 燕:我是觉得国外有一些机会,对我来说,国内也有机会。我承认有很多演员,一直在演戏的,只是,我对所有的机会的价值,有我自己的看法。有些机会我不觉得是机会。有些机会我可能不觉得对我有价值,而我达不到的某些机会,我却认为那个很有价值,所以我使劲去追。我认为有价值的那种机会,也可以把它叫梦想,随便叫什么,反正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我甘愿做灰尘,去最后达到,我认为有价值的机会吧。 柴 静:我记得当年跟你一起,演《红衣少女》那个妹妹,那个演员叫什么? 罗 燕:邹倚天。 柴 静:邹倚天。她后来也去了美国? 罗 燕:是。 柴 静:跟你有关系吗? 罗 燕:我不知道,因为人家有自己的选择嘛。 柴 静:那我们来听听邹倚天的看法。来,有请邹倚天。 罗 燕:不是约了今天晚上吗? 柴 静:对。导演不让我告诉你,说给你一个惊喜。倚天还是当年大眼睛的样子。 邹倚天:谢谢! 柴 静:你去美国是哪一年? 邹倚天: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 1997 年,但是我那次没有决定,是不是留下来,所以我后来又回来了。拍戏拍了大概一年,然后决定再去。
| 罗 燕:我对自己的弱点其实知道的,但是不如别人看我的那么清楚,所以我只能说别人看我的,告诉我听的意见,主要来自我先生。他跟我讲,他说你的弱点是这样的,假设我现在做一个电影,我自然想演了,然后我把这个电影,找环球电影公司,或者华纳电影公司推荐,事实上我在做制片了,不允许我这样。但我不管,我还有第二动机潜在底下,方案交上去以后,别人看了以后,说我挺喜欢你这个戏的,但你不能演这个角色。最后张三李四别人演我立马就把那个项目给撤了,我会是这样的。而这个对于做制片来讲是大忌,因为这样一来项目都没了,我会是这样的,我就不惜损失,好像自己非要演那角色。我觉得,可能我的主要问题在这。 柴 静:罗燕说,了解她的弱点的人,是身边的别人,她身边亲密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也请来了她的朋友,《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姜薇,来听听她谈谈罗燕的弱点。欢迎姜薇! 姜 薇:其实罗燕在我看来,是个外强中干的人。今天坐在这儿,大家可能没有面对面,跟她很近的交流,看到这么多观众,看到这么多朋友在这,她可能表现的是她坚强的一面。过去在采访这本书《经历好莱坞》的时候,因为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两个不能说天天在一起,也每天在通电话,或者是我发传真问她一些问题。她在不停地给我录音传达,回复给我这些问题,经常也是说着说着,眼睛潮乎乎的,也能泪眼汪汪的那种。这次在美国,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她和她先生。我去美国的时候,我住在罗燕家,我们三个人在她家。罗燕的家应该说依山傍水,真的是很好,有 15 棵松柏,还有巨大的橡胶树,每天梅花鹿、狐狸、松鼠都从那儿进出。房子很大,有很多房间,我去了以后,他俩就说这间房是你的。然后就各自干各自的了,没人理我了,我就跟她说,我是客人呀,你们怎么这么对我呀。他俩谁都不理谁了,他俩也是晚上工作,到大概三四点钟。有很多细节方面,你说那么大房子,那么豪华,但是你知道家里装饰的都是什么东西呢?家里装饰的是罗燕小时候,攒的所有的上海糖纸,把糖纸一片一片地贴起来,而且是一套一套的。什么米老鼠系列,拿镜框框起来,镜框都挺豪华,镶金的镜框。然后她们家一进门,最著名的两个摆设是,她先生在国内大学的毕业证书、文凭还有成绩单,还有,罗燕当时演《红衣少女》,那部片子得了800块钱的奖金,她拿那800块钱奖金,去报了一个学外语的班,是那个报名的表。还有她的成绩单,各个时期的,我说这两个人真是细致生活。而且他们两人最大的特点是,两人都非常自信,充满自信,他俩会同时跟我说,哎呀!你不知道,当年在波士顿大学的时候,多少女孩子追我呀,我认识多少文艺界的女孩呀。罗燕会在这间房子里跟我说,你知道我是上海人,比较时髦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看上他呀,我根本想不出来,我今天怎么会嫁给他。真的两个人特别有意思但是却说明,他俩其实也是很恩爱的,也挺默契的。为什么说罗燕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呢?很多时候她自己做主,而且她自己这种主动性,让你不容拒绝的,让你也随着她去走。但是她也会经常问她先生一些问题,就是说我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她先生会帮她出主意,其实她也接纳,不是说固执到底的,好的意见她也听,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自己做主,这是我对她的了解。 柴 静:可是现在你终于能够,有你以前欠缺过很多年的,那种安全感吗? 姜 薇:在婚姻中,对。 柴 静:她提供这个,这点很难得,所以我们要祝福你们。 观众五: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看那个阿姨手里拿一张报纸。上面写着:罗燕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有什么理想啊? 罗 燕:我觉得。人的理想其实是,经常在不停地接替当中,往前发展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像她这么大的时候,巴不得到合唱队去唱个歌,然后在合唱队的时候,又巴不得在宣传队里跳舞,到了宣传队跳舞呢,又希望跳得最好。后来又希望去工人文化宫,考上工人文化宫又希望,每天经过戏剧学院,心里就梦想着,能到戏剧学院念书就好了,真是恨不得祷告。到了外国以后,我记得环球电影公司,其实有好几次试戏,我也去过。走到电影公司里头,那个电影场里,很大的摄影棚,心里琢磨着,哪天如果能在这个电影公司拍个戏就好了。这次果然跟环球拍戏,很可笑。但就是说,人生的理想是阶梯性的,当然我自己在想,我觉得我还是适合做演员的。
| 观众六:罗燕你好!我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我也是管理系的,我们的培养方向,也是独立制片人。你带着你的《庭院里的女人》这部影片,是以中国在好莱坞的第一个独立制片人,这样的身份登上舞台的。我想向你问一下,你的独立制片人的概念是什么?谢谢! 罗 燕:独立制片人的概念,基本上是从项目开发,从创意开始,一直到开发剧本,一直到影片销售完,这是独立制片人的概念。严格意义上讲是项目总经理,东西方的独立制片人,最根本的不同点在哪?真正讲不同点,好莱坞的制作,它是一种规模化的一种生产,它有专门给电影贷款的银行,专门给电影保险的保险公司,有律师事务所来支持,有代理公司专门代理电影演员等等,还有一大堆系统支持的工业,这是一种工业生产。目前中国的整体的就 Informistractcon不具备,所以独立制片人,会遇到许多的障碍。就变成大家,都要去找私人公司,私人房地产投资商,或者是哪个产业赚钱,就是找谁去投资拍电影。实际上他们并不应该构成,主要向你投资拍电影的投资人。国内的独立制片人在文件上,比如说预算,国内的预算我看见过,只有四页,而且栏目很少,我们的预算是 40 页,有 1200 条栏目,必须要填的。细到说租一辆车一天要多少钱,所以你去看好莱坞的影片,制片人员特别特别多,一连串,执行制片三四个,制片五六个,加在一起好像十几个人,在做一个制片的工作。国内大概一个制片主任就完成了,为什么还需要这些?这么一堆根本不去现场的,这些人来把融资工作完成,而拍电影本身已经是生产了。在我看来,电影开拍的那一天,实际上不是开拍,就是摄制组成立,做前期的那一天,电影已经完成了。可是中国是才刚开始,对我来讲电影已经完成了,因为钱已经到位了。 柴 静:所以像你这样,在西方拿了资金,到中国来拍片的话,可能这种文化跟文化之间的,融合碰撞的感觉会更剧烈,所以我们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罗燕这方面的感受。但我觉得跟罗燕聊天,有意思的是,在听见你侃侃而谈有关制片的生意经的时候,是很容易忽略你是一个优秀的演员的。在我注视你的时候,我很难想像,没有任何的痕迹留下,像你当年在美国的时候,打工的时候,劳作的感觉,而且,在我看到你,长发齐腰间的样子的时候,也很容易让人忽略说,十几年的岁月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罗燕,能够来到这里,跟我们分享她不为人所知的悲喜,和永不言放弃的勇气。谢谢你!也谢谢大家! 摘自《新青年》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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