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马达 　　　最初听到柴静的名字，是1995年听她主持湖南文艺广播电台的《夜色温柔》，那年她19岁。真正熟悉她，还是通过后来的湖南卫视《新青年》。在春暖花开的4月，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里见到了她。她梳着微微烫过的短发，一件白衬衣，一条深蓝闪着银光、带着流苏的围巾，一件质朴的蓝色及膝牛仔裙，没有化妆，显得既单纯，又干练。坐在阳光下的 柴静，回忆令她格外美丽。 　　想象，所以自由 　　"1999年，我还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柴静回忆说，"真是个闷热而漫长的暑假，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我参与了《新青年》第一期的策划与主持。"最初的《新青年》和现在大家看到的《新青年》可不太一样，一切都处在摸索阶段，连定位、主题也没有明确的要求，柴静就这么有点儿糊里糊涂地登上了主持人的位置。 　　"那时我的头发很长，大家都觉得太学生气了，不像个主持人，既不够成熟也不够精明。于是，在40摄氏度的演播室里，我还得戴上一顶假发，短短的，和现在的发式有些相像，穿着一身红套裙，还画着浓妆。"柴静拨了拨额前的短发，想起当时的情景忍不住笑起来。最近，还有一位忠实观众对她说，2年前初登《新青年》的她太不了解自己，现在从着装、举止等方面都比以前更适宜、更成熟了。 　　第一次坐在摄像机前的柴静，甚至没有人提醒她应该面对着摄像机镜头。于是，第一期《新青年》里的她不是看嘉宾，就是对着场下观众，竟没有一次是正面冲着摄像机。比起如今面对镜头的坦然从容，当年的她真是又可笑又可爱。 　　"那期节目的形式也和现在的挺不一样，"柴静忍不住用手比划起来，"嘉宾分为甲方乙方，甲方8人，是刚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乙方8人，是他们的家长、老师，下面坐着800名观众。嘉宾们都坐在高高的台子上，感觉不象是电视现场演播，倒更象舞台戏剧，形式感比较强。"她解释说，那个时候谈话节目挺少，都还带有从综艺节目演化而来的特征，所以这种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这第一期节目，柴静认为有些优势是后来的节目所没有的：就是因为没有中心话题，没有固定模式可循，所以在主持和策划中可以自由发挥，百无禁忌，充满大胆的想象。 　　深入，所以真实 　　在《新青年》采访众多名人的经历中，让她至今难忘的是TCL信息产业公司总经理吴士宏和搜狐CEO张朝阳。 　　制作吴士宏的访谈时，吴士宏忙得脱不开身去长沙，只有在北京录制节目，她把采访地点选在自己最喜欢的皇家俱乐部。做节目的那天下午，柴静刚刚上完课，从北广出来，正是一个明媚的秋天，高远的蓝天、清凉的空气和起舞的黄叶让她心情格外好。她与吴士宏一起在园中走走聊聊，随意而自然。柴静说，吴士宏后来告诉她，这期节目是自己所接受的采访中感觉最舒适的一次。 　　采访张朝阳似乎更有些奇妙。那段时间，正是张朝阳最受媒体关注的日子。《新青年》去采访的那天，他接见媒体的日程从上午7时一直排到下午5时，安排给《新青年》的时间是下午2点至2点半。当柴静进去的时候，张朝阳穿着风衣，脚上一双白球鞋，躺在椅子上，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柴静说："实际上我们说话并不多，有时只是静静坐着。"就是这样的一次采访，在节目播出后，得到了张朝阳的认同。他对人说："如果以后谁要采访我，我又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就把这段录像放给他看。"因为在他自己看来，《新青年》做出来的最接近他本人。 　　随着《新青年》的成长，柴静也在成长。她说，每录完一个节目后，她都要再次拜访采访对象，做一次更深入的了解。因为电视呈现给观众的只是一个直观印象，只是告诉人们被访者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以及他说了什么、想了什么，而真正深层次观察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作更多接触，用笔去描述心灵深处的东西。 　　变化，所以富饶 　　说起去年选择离开《新青年》这一关系她生活道路的大事，柴静有无限感触。她说，当初决定走进《东方时空》栏目时，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她说："每个人都告诉我，这样选择是个错误，你不适合做新闻。"尤其是那些爱护她的人，不愿直接提出异议，保持着沉默，却给她带来了最大的压力。刚到《东方连线》组时，她患上了严重的不适应症，特别是到了第二个月时，"我不写文章了，也完全不会说话，得了失语症一般，我觉得自己做什么、说什么都是错的，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不是完全错了？也许有太多顾虑、太大压力，过去几年建立的世界完全破碎了。我最大的痛苦更来自于我的内心，我对自己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击，也只有自己发动的攻击才切中要害，因为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嘛。"她做了个比喻："白血病人一般是到了最后关头才会换血，以求获得重生。而我的换血不是被动进行的，我要在我年轻、有活力、再生力强的时候完成换血，而不是到了生死关头不得已而为之。我还年轻，我要充分享受工作的乐趣。"柴静平静地说："我现在最希望的是那些爱护我的人开始关注我、批评我的节目，这才能说明他们已经认可我的选择了。我能做的只有非常努力的工作，希望这一天早早到来。"她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她曾采访过的司马南最近给她打来电话，认为她在博鳌中的表现是"光彩照人"。说到这儿，柴静露出了发自心底的微笑。 　　到底是什么触发了她，让她从原来那个看起来一切都好的位置上毅然决然选择了这段充满挑战的道路？她告诉我，25岁那年遇到的人和事整个改变了她对生活的态度，也促使她最终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她明白了，她不仅是一个职业人，也是一个社会人。 　　那年她去了西藏，在从拉萨回北京的飞机上，她遇到了一个援藏30年、回内地治疗晚期胃癌的教师。除了一个箱子，她什么也没带，里面装了整整一箱资料，全是她在这30年里走遍西藏，访问喇嘛、三陪女、牧民等各种人后留下的记录，她说，我不为发表、不为出名，只是希望100年后，当人们看到它时知道今天发生了些什么。 　　还有一个北大毕业的朋友，有着非常舒适和有前途的工作。这位朋友每天下班后便到进京上访的人的聚居地去和他们住在一起，记录他们身上发生的每件事；他还常常到医院与医生们一块看望病人，记下每次医患之间的纠纷和其他案例。后来，他干脆调进了法院，做了一个法规的制定者，当柴静问他为什么时，他只说是因为"你和我都深深切入这个世界之中"。 　　另一朋友对她讲述的故事极大地触动了她：北京丰台打工子弟学校被封的那天，那个朋友正好在场，他看到前来上学的孩子看到学校没有开门，他们没有一个离开，都站在校门外的墙根下读书，后来，老师来了，学生和老师哭成了一片。这世上还有这么活着的人，他们和我多么不一样啊！我想为他们做些什么，我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柴静开始思考，开始正视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正像著名主持人克拉凯特评论法拉奇一样："女性记者太容易把一个历史人物当作普通人来看，却忽略了事情的真相。"如同在说柴静自己。她说，在以往的节目中，我们只在乎了解一个人，把他还原成普通人，贴近内心情感的需要，去引起人们的共鸣，仅此而已。而我自己，也把自己圈定在一个私人的空间里，不理会外面的世界。在《新青年》里，主持人本身就是镜头的关注点，需要满身光彩，需要充分展现自我，这是一场智力上的抗衡、兴奋点的寻觅，节目的风格由主持人的气质来决定，但在新闻节目里，主持人不再代表自己，代表的是观众，需要的是让嘉宾倾诉、让人倾听。我爱上了新闻，因为我终于可以做点什么了，这种感觉让我非常有满足感。也许5年后我会改变我的想法，但现在，我充满了强烈的对新闻的欲望，我感到我进入了更富饶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