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对柴静最大的吸引就是“可能性”。她说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在每天忙碌生活的背后，与朋友一起品尝美食、出去旅游，让她感受到——

柴静 风吹过，生命新鲜清香

　　坐在柴静的对面，静静地端详眼前这位被誉为“才情女子”的同龄人。没有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与疏离，那首柴静钟爱的郑智化《用我一辈子去忘记》“突然忘了挥别的手，含着笑的两行泪，像一个绝望的孩子，独自站在悬崖边……”的歌声仿佛一直回绕在我的耳边；而我的眼前也总是浮现起柴静那本《用我一辈子去忘记》墨蓝封面上那个青涩女子的形象。 　　在采访前，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找来柴静的书、随笔阅读，听书里的她讲小时候的故事，讲青春期的孤寂，讲对广播的痴迷……一股熟悉久违的气息在我的身边弥漫。也许同是70年代出生的缘故，我和柴静在共同的时代里有着很多相通的感受。在期待中，在亲切里，听柴静亲口为我娓娓述来，她那些对我并不陌生的故事…… 　　柴静1976年出生，1995年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先后在湖南主持广播节目《夜色温柔》和湖南卫视的《新青年》；2002年担任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主持人，曾出书《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我是在一座祖上传下来的大宅子里长大的，记得门前有两个石兽，被摩挲得光滑明净。青砖的院子，下雨时会积水，大人不准下去，怕下面的老青苔滑了脚。阁楼也是不许小孩子上去的，其实那上面不过是些上着黄铜锁的大木箱。当时我四岁，已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每日黄昏站在小凳子上看《岳飞传》，一个字一个字按着，结结巴巴地念。奶奶给一粒水果糖含在嘴里，到吃晚饭时按一按小腮帮子，硬邦邦地还在…… 　　我四年级的时候，妈妈调换工作，举家迁往她执教的学校。那时候我最喜欢“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唐诗，用小刀刻在小床边的白粉墙上。在课本空白处画娃娃，都是古装，给她们编故事；学着打乒乓球，拉二胡，拉小提琴，拿一只大红扇子跳《五哥放羊》，不知不觉中我的童年就结束了。 　　12岁时我已升入中学，成绩差强人意，不太好，也不是很差。整整六年的时间，我一直留着“日本头”———也就是齐眉齐耳的短发。衣色黯淡，像只暗色影子，闪躲在隐隐约约的人海中。 　　那时，我迷恋阅读任何有字的纸，《警世恒言》，《红楼梦》，批判胡风的文件，我妈读中文函授的所有教材和我爸的中医杂志里稍有文学性的内容。我几乎是毫无鉴别力地贪婪地吸收着每一个字。 　　偶然在妈妈送给我的收音机短波里收到台湾的广播“中广流行网”和“亚洲之声”。天天黄昏抱住听，三毛去世也是从那里听到的。我还记得申婉在黄家驹去世当天的节目里播放《关心永远在》。她说“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在哪里。”于是给他们写信，谢谢他们给我安慰。写完，想想，夹在日记本里，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那封信。我曾经在自己的日记里很文艺地写到“我渴望呆在最静寂的角落里，被最热烈的声音包围。” 　　在孤独痛苦的青春期，我听罗大佑，黄品源，张镐哲，娃娃，高明骏，几乎每个人的歌就代表一段时间内的心灵挣扎…… 　　中学毕业，我考上南方一所二流大学。大一的第一个暑假，我没有回家，留在了那座城市。写信给电台一位午夜谈心的节目主持人，告诉他我希望做电台主持人。他打电话过来，说要面试。我记得自己的第一次节目是在学校广播台里录完的，是在酷暑难耐的7月份。录音间没有空调，录完后整个人湿淋淋的。我拿去给他听。他听完我第一段说圣克里斯朵夫渡人过河的故事，Beyond的《海阔天空》响起时，便按下键，转过身来对我说“今晚播”。 　　我不记得自己曾听到当晚的节目，我只记得在当晚的日记里我写下了“有风吹过，生命新鲜清香。” 　　从那个晚上后，我每个午夜都会带大沓稿子和磁带去做节目，谈自己今天的见闻、感受，播自己喜欢的音乐。节目结束，我就睡在电台六楼的长椅上。那段日子，我曾经一遍遍去搜抽屉，为能找到一个5角钱的硬币而欢喜。我已经忘记了物质的艰苦，在我的眼中，在电台做节目的夜，有一种魅惑之感…… 　　我刚刚大学毕业，拒绝做一名小会计，自作主张迁了户口和工作关系，租来城市边缘的两室一厅。空落落的房子，我在地板上扔几只大垫子，靠积蓄买到一台CD机，开始我的职业生涯。 　　开始的日子最难捱，在陌生之城，听不懂方言，没有钱，没有朋友，于人情世故一律不通。十九岁生日那天，身无分文在滂沱大雨中走到电台去，在节目中说“要做一只翩飞的白鹤，飞渡寒苦的人生”。 　　电台在周末的夜是放4个小时的花鼓戏。我请缨做一档直播节目，苦心积虑地游说领导，主动要不计工资，“可以省下一个放磁带的人工呀”，终于被同意，想了几个名字，都太刻意。台长随笔改了《夜色温柔》，正好是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名字。 　　1995年10月1日，第一次节目没有任何预告，在花鼓戏后面就开始了。还开热线，用40分钟谈张爱玲。居然爆满。 　　之后的三年，我的周末都在电台。晚上十点半的节目，下午两点去。 　　在节目里，从不相识的人那里获得无数知己之感。常常会接到从北京、香港、西藏打来的电话，去大学里做报告，也会有桌椅挤坏的场面出现。 　　1998年，发给我的名片上写着综艺部副主任。节目有了稳定的广告，报纸上有了自己的专栏。常常有电视台的邀请。 　　22岁，我决定去读书，只因为担心在一个地方呆久了，“肌肉会坏死”。 　　在北广读书的日子，我一边作着单纯的学生，一边开始努力做事，先后在《三联生活周刊》，《光与影》杂志做文字记者。毕业后加盟“电视湘军”，主持湖南卫视《新青年》。因为没有与他们正式签约，只是客座主持，亦有余暇享受私人生活，大量阅读，交朋友，生活得很舒适。 　　直到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的“时空连线”找到我，让我来做主持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大约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吧。因为不想局限自身，因为我喜欢变化，就像当年离开长沙去北广读书一样，我又开始了一个电视人的生活。现在我不仅做主持，还在做策划，我也越来越喜欢新闻。做新闻，让我不仅知道这个时代在发生什么变化，记录它，还能分析它，为社会去做点什么。以前做广播的时候，我会说这是个“流沙”的世界，我会感慨；而今天我会弯下身去测量流沙的湿度温度，去分析它，我观察世界的角度在不断变化。 　　生活对我最大的吸引就是“可能性”。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自己将来是会在做电视，还是去当一个作家，但是我身上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我会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感受力、记录的本能，从事与传媒相关的工作。现在我每天上班都会随身带着照相机，拍摄下大风里人们的脸、熟睡的民工……我觉得生活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有时是这面，有时是另一面，有时又是旋转的。在每天忙碌生活的背后，与朋友一起品尝美食、出去旅游，让我感受到这就是刀口上舔蜜的幸福。 转自：中华女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