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东方时空》小字辈——柴静
柴静，1976年生。1995年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1998年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习；1999年任湖南卫视《新青年》节目主持人，同时，任《南方周末》、《光与影》等报刊撰稿人；2001年末始任《东方时空·时空连线》节目主持人。
由于读书早，柴静15岁就上了大学，19岁那年，柴静大学毕业。父母希望她能回到山西，并已经给她找了家单位，在太原铁路十七局做一名小会计。但柴静自作主张迁了户口和工作关系，留在了湖南长沙。
当时，当地电台要成立一个新的文艺台，柴静去应聘，考核之后留下了。柴静一直觉得自己工作方面比较顺利，困难的是生活本身，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人情世故一律不通。工资只有300元，租房就要花去180元。能维持下来“主要靠热情”。
有一晚停电，漆黑里听新加坡电台的林伟《点一盏心灯》节目，他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灯火”。那一刹那，柴静的心被撞了一下，自己也可以做同样的节目，这城市有很多人和自己一样，他们的心灵需要得到慰藉，也需要这样的广播，于是，柴静去游说领导，请求做这样一档节目。领导拒绝的理由是，不能你说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什么必须由我们来定。
柴静没有放弃，电台周末夜晚要放4个小时的湖南花鼓戏，柴静请缨做这档直播节目，并主动要求不要工资，“可以省下一个放磁带的人工，不如由我来做一个半小时。”她处心积虑地劝说领导直至终于被同意，还开通了热线。这个《夜色温柔》的节目柴静一做就是3年，无论刮风下雪，从未间断过。那3年，柴静的周末都是在电台度过。晚上10点30分节目开始，一直到12点结束。她通常是在下午2点去电台，对着满桌的信和音乐，还有下午从窗口照射进来的斜阳。到现在，柴静还能收到很多信，告诉她，当年他们听节目时都把她当做另一个自己。
“也许是顺应了时代的某些需要。当年做节目的时候根本不去考虑自己的节目会不会有人收听，只知道做完节目后有种死而无憾的感觉，因为知道自己被别人需要，知道自己一点也不孤单，有一种可以从素昧平生的人那里获得无数知己之感。”
甚至有监狱的人给柴静写信，说当柴静的声音响起时，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有时柴静做完节目，有些司机在电台门口等着，让柴静知道，这些人或许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们和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一样，有自己的情感需要，这让柴静很是感动。人和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差别。她常常接到很多来自西藏、北京、香港的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在晚上11点半才会开通，但还是有很多的人9点半钟就开始打进来，一直等着。柴静很是奇怪，“难道除了一个无线电节目主持人，就找不到一个其他的人可以倾听吗?人的心灵怎么会这么孤独?”
22岁那年的9月，柴静辞职到了北京，进修广播学院的电视编辑专业。陌生的环境中，柴静不再害怕，这次她知道自己是谁。在广播学院的第一年，大部分的时间被她消耗在阅览室或图书馆，每天看到自己大脑已无法再消化那些东西为止。
1999年，湖南卫视改革，有些新节目出台需要主持人。制片人找到柴静，柴静开始一边上学一边在电视台做《新青年》的主持人。期间，她还做些人物采访，写些文章。印象最深的是写张朝阳那篇文章，张朝阳比较兴奋，很满意柴静的文章。那时的柴静有一个理想，把自己对人的了解和访问都记录下来。
2001年7月，中央台的陈氓在湖南卫视节目中看到一个介绍柴静的节目，喜欢上她的叙述风格。他约柴静见面，聊天中，问了柴静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做新闻，你关心的是什么?”柴静并没有想过做新闻，也不是特别关注社会公共事物的人，她只是说：“我关心的是新闻当中的人。”柴静的想法和陈氓不约而同。可能是这句话，让他们之间有了共鸣。之后，陈氓对柴静说，其实柴静没有什么经验，但她的思维有个性，这正是他们需要的主持人，一个与别人说话方式不同的主持人。
在《东方时空·时空连线》节目中，柴静记忆犹新的是“民航停飞飞行员事情”，那两期节目都是柴静策划的，她很有成就感，“其实知道做这个节目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是件挺大的事，我也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收看的人很多，而且节目审查很严格，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感兴趣的，顾不了那么多了。”
柴静觉得自己25岁后，想法有了转变，她喜欢新闻，新闻能让自己听到更多声音。
还记得曾经做过一个心脏手术的节目。大多数人都会采访被手术者术后的心情、手术是否进行顺利、做完手术后病人的恢复情况。“我去了之后，没有问他这些问题，只问他现在和他的心脏相处得怎样?”那人说他还不太清楚，只知道他的心在说话，告诉他，“兄弟，咱俩可能在同一座城市住过，可能坐过同一辆公车或同一艘船只，我们现在要一起面对这个世界，好好地活着。”节目播出之后，反响很好。
柴静认为，“我做新闻节目，面对的是每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有着和我们同样的喜怒哀乐，我的节目是关心那些真正受到伤害的人，他们有没有受到抚慰。这是我关心的，也是节目所需要的。我只想把我这个年龄、这个年代的人所关心的东西，慢慢地转化到新闻中去。”
(摘自《都市文化报》蓝石文)
柴静，1976年生。1995年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1998年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习；1999年任湖南卫视《新青年》节目主持人，同时，任《南方周末》、《光与影》等报刊撰稿人；2001年末始任《东方时空·时空连线》节目主持人。
由于读书早，柴静15岁就上了大学，19岁那年，柴静大学毕业。父母希望她能回到山西，并已经给她找了家单位，在太原铁路十七局做一名小会计。但柴静自作主张迁了户口和工作关系，留在了湖南长沙。
当时，当地电台要成立一个新的文艺台，柴静去应聘，考核之后留下了。柴静一直觉得自己工作方面比较顺利，困难的是生活本身，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人情世故一律不通。工资只有300元，租房就要花去180元。能维持下来“主要靠热情”。
有一晚停电，漆黑里听新加坡电台的林伟《点一盏心灯》节目，他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灯火”。那一刹那，柴静的心被撞了一下，自己也可以做同样的节目，这城市有很多人和自己一样，他们的心灵需要得到慰藉，也需要这样的广播，于是，柴静去游说领导，请求做这样一档节目。领导拒绝的理由是，不能你说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什么必须由我们来定。
柴静没有放弃，电台周末夜晚要放4个小时的湖南花鼓戏，柴静请缨做这档直播节目，并主动要求不要工资，“可以省下一个放磁带的人工，不如由我来做一个半小时。”她处心积虑地劝说领导直至终于被同意，还开通了热线。这个《夜色温柔》的节目柴静一做就是3年，无论刮风下雪，从未间断过。那3年，柴静的周末都是在电台度过。晚上10点30分节目开始，一直到12点结束。她通常是在下午2点去电台，对着满桌的信和音乐，还有下午从窗口照射进来的斜阳。到现在，柴静还能收到很多信，告诉她，当年他们听节目时都把她当做另一个自己。
“也许是顺应了时代的某些需要。当年做节目的时候根本不去考虑自己的节目会不会有人收听，只知道做完节目后有种死而无憾的感觉，因为知道自己被别人需要，知道自己一点也不孤单，有一种可以从素昧平生的人那里获得无数知己之感。”
甚至有监狱的人给柴静写信，说当柴静的声音响起时，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有时柴静做完节目，有些司机在电台门口等着，让柴静知道，这些人或许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们和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一样，有自己的情感需要，这让柴静很是感动。人和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差别。她常常接到很多来自西藏、北京、香港的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在晚上11点半才会开通，但还是有很多的人9点半钟就开始打进来，一直等着。柴静很是奇怪，“难道除了一个无线电节目主持人，就找不到一个其他的人可以倾听吗?人的心灵怎么会这么孤独?”
22岁那年的9月，柴静辞职到了北京，进修广播学院的电视编辑专业。陌生的环境中，柴静不再害怕，这次她知道自己是谁。在广播学院的第一年，大部分的时间被她消耗在阅览室或图书馆，每天看到自己大脑已无法再消化那些东西为止。
1999年，湖南卫视改革，有些新节目出台需要主持人。制片人找到柴静，柴静开始一边上学一边在电视台做《新青年》的主持人。期间，她还做些人物采访，写些文章。印象最深的是写张朝阳那篇文章，张朝阳比较兴奋，很满意柴静的文章。那时的柴静有一个理想，把自己对人的了解和访问都记录下来。
2001年7月，中央台的陈氓在湖南卫视节目中看到一个介绍柴静的节目，喜欢上她的叙述风格。他约柴静见面，聊天中，问了柴静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做新闻，你关心的是什么?”柴静并没有想过做新闻，也不是特别关注社会公共事物的人，她只是说：“我关心的是新闻当中的人。”柴静的想法和陈氓不约而同。可能是这句话，让他们之间有了共鸣。之后，陈氓对柴静说，其实柴静没有什么经验，但她的思维有个性，这正是他们需要的主持人，一个与别人说话方式不同的主持人。
在《东方时空·时空连线》节目中，柴静记忆犹新的是“民航停飞飞行员事情”，那两期节目都是柴静策划的，她很有成就感，“其实知道做这个节目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是件挺大的事，我也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收看的人很多，而且节目审查很严格，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感兴趣的，顾不了那么多了。”
柴静觉得自己25岁后，想法有了转变，她喜欢新闻，新闻能让自己听到更多声音。
还记得曾经做过一个心脏手术的节目。大多数人都会采访被手术者术后的心情、手术是否进行顺利、做完手术后病人的恢复情况。“我去了之后，没有问他这些问题，只问他现在和他的心脏相处得怎样?”那人说他还不太清楚，只知道他的心在说话，告诉他，“兄弟，咱俩可能在同一座城市住过，可能坐过同一辆公车或同一艘船只，我们现在要一起面对这个世界，好好地活着。”节目播出之后，反响很好。
柴静认为，“我做新闻节目，面对的是每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有着和我们同样的喜怒哀乐，我的节目是关心那些真正受到伤害的人，他们有没有受到抚慰。这是我关心的，也是节目所需要的。我只想把我这个年龄、这个年代的人所关心的东西，慢慢地转化到新闻中去。”
(摘自《都市文化报》蓝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