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04日 00:04)
CCTV.com消息（新闻调查）：
总制片人：梁建增 赵微
制片人：张洁
编导：项先中
摄像：李季 席鸣
录音：李宏卫
解说：姚宇军
责编：王琦冰
合成：吕钢
策划主管：吴征
执行制片：胡劲草
监制：李挺 庄殿君
总监制：孙冰川
人物：
陶志东
蔡群：原总编
何志勇：原主任
胡金莲：书记
曹慧：会计
郭黎明：副校长
吕艺林：原《鄂东晚报》浠水工作站站长
胡昀：记者
胡立群：后勤主任
梁振华：办公室主任
姜恩华：办公室主任
程胜利：科长
吴思权：副校长
演播室：没有人会低估，媒体在这个时代中所发挥的影响力。尤其是她对于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对于公众来说，往往意味了良知和正义。但是，我们最近接到新闻线索，有媒体用这样的权利要挟被采访单位，牟取利益。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我们在事件的发生地湖北进行了调查。
解说：湖北省黄冈市地处经济不发达的革命老区，黄冈市共有两份报纸——《黄岗日报》和《鄂东晚报》，《鄂东晚报》是《黄冈日报》的子报。去年10月，《鄂东晚报》社的17名记者集体提出辞职，之后，其中一位名叫陶志东的记者更是向一些媒体公开辞职原因，说是因为不满报社一段时间以来利用新闻报道进行敲诈勒索的做法。去年年底我们在黄冈见到陶志东时，距离他辞职已经一个多月。
陶志东：感觉自己越做越虚，心里越虚。老做这个，你最后就是说。别说这个报纸，它今后也会做黄的。报纸黄了，你别说你做记者的机会没有。感觉真的就是，做人的机会都没有了。
解说：陶志东说，他辞职的原因是因为从2003年开始，报社以做批评报道相威胁，要挟、逼迫一些单位做广告、订报纸，进行敲诈勒索活动，这样的行为却一直没有人去制止。
柴静：你说你在的这个报社，存在利用新闻敲诈勒索的现象，这个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存在。
陶志东：应该是绝大部分人都参与了
柴静：绝大部分人
陶志东：绝大部分人和主要领导
柴静：包括你吗
陶志东：包括我
柴静：你说的报社的领导也牵涉其中
陶志东：当时就是领导班子，一个经营思路的体现。而且领导默许甚至配合。
解说：陶志东说自己参与了这种敲诈勒索活动。但他认为这是在报社领导的默许和配合下进行的，而且报社的绝大部分记者都曾涉及。我们采访了《鄂东晚报》原总编蔡群。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前一个月，蔡群被晚报的上级机关《黄冈日报》社免职，调回日报社工作。
柴静：您担任《鄂东晚报》总编的期间，《鄂东晚报》是否存在过利用新闻进行敲诈勒索的行为。
蔡群：确实有少数记者做了这个事
柴静：有几个呢？多大范围？
蔡群：这个我就不好说，因为有些事实我不清楚。
柴静：您清楚的有几个
蔡群：清楚的就是说陶志东
柴静：您本人是否推动和参与了
蔡群：没有
柴静：绝对没有
蔡群：绝对没有
陶志东：这个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谁说真话谁说假话，我觉得观众会有他的判断。
柴静：你也应该知道对着镜头，把所有的这些事情说出来，你在道德上是有污点的。你觉得你能够面对公众吗？
陶志东：我觉得没有什么，一个人一生不可能不犯错误的，只要你能认识到自己犯的错误。
柴静：你准备为你所做的这些事情付出代价吗？
陶志东：你做错了事，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每个人。
解说：2003年2月下旬开始，正值黄冈市中小学春季开学，〈鄂东晚报〉不断接到学生家长的来信来电，反映一些学校违反教育部有关中小学收费实行“一费制”的规定，向学生收取额外的费用。
解说：接到情况反映后，〈鄂东晚报〉很快组织了一次针对“学校乱收费”问题进行的集体采访。20多名记者分成几个小组，奔赴黄冈市境内的十个县市区。
解说：2003年2月下旬的一天，位于黄冈市区一百多公里外的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突然闯进了四个陌生人，他们声称是记者，要求马上见校长。我们来到麻城市实验二小，找到当时在校的负责人，向他们了解当时这几名记者的采访经过。
柴静：来之后，他们有没有向你们公开他们的采访意图。
吴思权：来之后说我们来调查一下，你们收费的情况。组织部、宣传部 、教育局这几家联合的。他说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你们收费怎么样。
解说：在实验二小，几名记者详细了解了学校的收费情况。结果发现这所学校在规定的收费标准之外，又向每位新生收取了250元的赞助费。
吴思权：他说我们不该收，我说不该收怎么办。他说报道我们要曝光，我说这个事情曝光我也没办法。我说最好不要曝光，我们学校收费这也不是我们的事。是我们市政府以前很早时候（的政策），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挺为难的。要报道我们，我说那不行的，他就不高兴就走了。
解说：这四位碰了软钉子的记者正是《鄂东晚报》的陶志东和他的三位同事。当时他们四个人分在一组，被派到麻城调查“学校乱收费”问题。离开第二实验小学，他们四人又先后去了城区里的鼓楼中学、实验中学和第一实验小学。
陶志东：乱收费是肯定的，几乎是每个学校，几乎应该说是每个学校。只要去查了，没有不乱收费的。我们所掌握的只是一个具体个数字，它到底乱收了多少。
解说：在掌握了学校乱收费情况之后，几个人开始着手写稿子。
柴静：一般会写成一些什么样的稿子
陶志东：一般是大同小异的，反正都是一个事。
柴静：写这篇稿子的时候目的是什么？是报道这件事吗？
陶志东：不是，根本没打算发稿子。
柴静：没打算发稿子
陶志东：对呀！就是吓唬他。
柴静：吓唬他
陶志东：对
解说：陶志东等人离开学校后不久，负责宣传工作的麻城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姜恩华就接到了这几所学校校长的电话，被告知，《鄂东晚报》的记者来过了。
姜恩华：我觉得记者来了，这不是一个坏事，我们教育需要宣传。但是如果你说一下子，把四所学校都曝光了，那不把我整个教育都否定了。
解说：接完电话后，经常和媒体打交道的姜恩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约上四位校长来到记者们入住的宾馆。
姜恩华：当时的其中有一个记者，就把他们已经拟定好的稿子给我过目了一下。
柴静：那稿子什么内容？
姜恩华：内容当然主要是捅我们的娄子，曝我们的光，说我们乱收费。这个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怎么办？现在就是摊牌了。你们说怎么办？
柴静：他写他的报道，正常地做他的事情，他为什么要问你们怎么办？
姜恩华：要我们说一个意见，这个稿子发还是不发。要发你们接不接受得了，如果不发你们是不是提点什么条件，可能是这样意思吧。
柴静：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陶志东：不就是搞钱呗。
柴静：但是让他看稿子，你怎么能开口问他要钱呢？
陶志东：他自己开口不用我们开口。
柴静：怎么这么确定？
陶志东：他自己乱收费了他知道，他不是不知道。只要他违规了，他校长就不能当了，很简单的。
解说：在短暂的沉默与权衡之后，像陶志东料想的那样，几位校长首先开了口。
姜恩华：我们有一个校长说，这样吧！他稿子已经拟好了，捅出去肯定受不了，所以不如就干脆来一个宣传，反正我们学校需要宣传。
陶志东：我们让他我说你找报社老总，我们只是写稿子，发不发稿子，老总说了算。我们都不算，我们就管采访管写稿子。
解说：于是，学校方面又开始搬救兵，他们找到了麻城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程胜利，希望他能出面与〈鄂东晚报〉通融一下。
程胜利：当时找到这个《鄂东晚报》的两位负责人。姓蔡的一个还有一个姓陶的。
柴静：就是您跟两位总编都打过电话。
程胜利：我们麻城像这样的情况都一样的，是不是把这个报道撤了。他说我们报社如果撤了，记者还可以其他地方发，你这个批评报是堵不住的。那就是说你是不是其他的，变相地报道一下好的（事情），把坏的撤掉吧！
柴静：对方听到这样的话会是什么反映？
陶志东：很高兴。
柴静：很高兴？
陶志东：有解决的办法，听了以后好像松了一口气，不就是出钱吗？
解说:双方的意愿一旦达成了一致，接下来的交流就变得坦诚多了。
陶志东：后来就是说很自然地问到，做一个版（广告）多少钱，然后你做两个版子吧！
柴静：这个价格是你们提？
陶志东：这个价格是有刊例的。
程胜利：我说这样的，我们有一些改革有些费没有收了，希望你关照。开始最高价一个版面 一个专版要三万块钱，后来就说到一万块钱。实验中学是一万块钱，二小也是一万块钱再就是一小一万块钱。当时鼓楼中学是最困难的，他也要一万块钱。我在中间说了一下，我说算了鼓楼中学就不报道算了不搞了。他说那不行一个也不能少，后来这种情况下，就说算了， 5000块钱。
解说：离开了麻城，陶志东等四名记者带着三万五千元钱回到了报社。三个月之后，《鄂东晚报》上出现了这样一栏题为“托起明天的太阳”的通版广告。
解说：从麻城回来后，陶志东等四人又去了黄梅县。从黄梅，他们带回了两万元现金。这样，在总共八天的时间内，陶志东和其他3名记者先后去了两个县，八所学校，拿回55000元现金。
柴静：你不担心对方在这种情况下，会把这样的事情举报，你的职业生涯就此完了吗？
陶志东：报社的事又不是我的事，我当时这样认为，上面有人挑担子。
解说：陶志东说的“上面有人挑担子”指的是他们的行动是在报社领导的授意和安排下进行的。这是当时报社专门为这次采访活动印制的介绍信。据陶志东回忆，在这次集体采访之前，报社领导曾经开过动员会。
陶志东：当时开会的时候得很清楚。
柴静：怎么说的？
陶志东：首先是介绍报社的困难。
柴静：接下来说什么呢？
陶志东：接下来就是说让我们下去，调查学校乱收费的事。
柴静：这听上去很正常。
陶志东：这应该是什么意思？要是你在，你当时是《鄂东晚报》的记者你会怎么理解？
柴静：怎么理解呢？
陶志东：大概是这个意思，反正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去弄一点创收。
柴静：这个话是明明白白说出来的吗？
陶志东：不是。
解说：那么，对于这次集体采访活动，晚报领导是否就“利用采访搞创收”进行过暗示呢？
柴静：2003年二三月份间报社是否曾经组织过一次集体地、集中地对于教育乱收费的报道？
蔡群：搞过一次。
柴静：你有没有告诉大家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市场。
蔡群：没有，肯定没有！鼓励大家去做创收，肯定没有。是这样的柴记者，我跟你讲如果一个领导赤裸裸地这样去讲，你相不相信这样的话。
梁振华：至于说创收不创收，这个会上都没有，应该是没有人讲的或者是没有明确讲出这个事。
解说：梁振华是当时与陶志东一起去麻城、黄梅的四位记者之一，他现在是鄂东晚报社的办公室主任。
柴静：有一些记者的反应是说，领导虽然没有明确地说，但是传达出来的意思大家都明白？
梁振华：这个只看个人自己怎么理解了。
柴静：你当时怎么理解的呢？
梁振华：我当时因为不是以我为主，跟着他们能搞点任务就可以了，我是这个态度。
柴静：那有没有可能你误解了领导的意思。
陶志东：我没有误解，如果说我误解的话，如果是我一个人误解了，那可能是我误解了。如果说报社有一共30多个人业务人员，有20多个人误解了那就不是误解。
解说：在那次整治学校乱收费集体采访活动中，是否还有其他的记者也从事了利用发批评报道相威胁，进行敲诈的活动呢？根据线索，我们来到离黄冈市区最近的浠水县进行调查。
解说：离浠水县城30多公里的兰溪中学是一所普通的乡村中学，2003年春季开学后不久，兰溪中学因为食堂收费问题，被学生举报到《鄂东晚报》，两名记者找到了学校。
胡立群：当天下午4点多钟的样子，他打电话给我们。他说给学校写了一篇稿件，让我们上去看稿件。看完稿子他就说，要是不登报也可以。那是要给钱的，是吧。
解说：知道记者的真实来意后，兰溪中学的负责人急忙赶到县城，在这家宾馆为两位记者开了房间。同时托熟人找来了《鄂东晚报》原浠水工作站站长吕艺林，请他帮忙向两位记者说说情，希望能少交点钱。
柴静：当时晚报的记者开的价是多少？
吕艺林：一万八，8000。砍、砍、砍、砍到2000块钱 2000块钱，这个校长打电话给他的一个亲戚，在街上在浠水县城开商店的，说借2000块钱给他。
柴静：这两个记者是谁？
吕艺林：这个两个人你到报社里一问就知道了，有一个走了一个还在报社。
解说：根据吕艺林提供的线索，我们了解到去兰溪中学的记者是陈栋和胡昀，其中胡昀现在还在报社工作。
柴静：你有没有跟一个叫陈栋记者，曾经去过浠水？
胡昀：有，浠水去过。
柴静：在浠水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用负面报道跟对方来做交易。
胡昀：可能有、可能有。你可能是通过外围调查，这肯定是有的，我从来不回避这个问题。
解说：胡昀告诉记者，他们在浠水县兰溪中学拿回2千元后，《鄂东晚报》为学校做了这样的一个栏标广告。
解说：在浠水县，由吕艺林出面协调的另一所中学是浠水一中。稍有不同的是，这次来的三位记者给学校开出的条件是让学校订100份《鄂东晚报》。
吕艺林：一个单位、学校怎么能订100份报纸。开玩笑。而且学校，老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最后没办法，好像订了50份。
解说：我们来到浠水一中。副校长郭黎明对记者要求采访表示非常为难，他向校长打电话作请示。
郭黎明：中央电视台的几个记者，到我们学校来了。是这样的，鄂东晚报》不是出了事吗？
《鄂东晚报》学校曾经到我们学校，不是要求我们订报纸，记不记得这件事，不然的话要报我们的负面报道，她来核实这件事情。
柴静：什么态度？
郭黎明：这样的，他到我们学校来征订报纸。有这么回事，其他的就不说了，好吗？
解说：浠水一中说2003年他们曾经订过50份，每份188元的〈鄂东晚报〉，但对详细情况不愿意多谈。后来我们了解到这所中学现在是《鄂东晚报》教育导刊的理事单位，为这个称号学校支付了5000元钱。
解说：通过我们对浠水县两所学校的采访，有证据表明除了陶志东等四人，还有另外两组记者也参与了当年的敲诈活动。
柴静：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们记者，把这件事情想歪了呢？自己的，绝对的个人行为？
陶志东：不可能。
柴静：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不是你的个人行为呢？
陶志东：当然有！我们下去有介绍信，拿了空白发票。
解说：我们在麻城市采访的时候，曾经被《鄂东晚报》记者敲诈的学校向我们出示了两年前记者开给他们的发票。这是麻城市实验二小收到的一万元的发票，付款项目为宣传费。这是另一张，付款单位是麻城市实验一小，金额也是一万元。发票上盖了〈鄂东晚报〉的财务章，开票日期是2003年2月26日。
柴静：他这个发票都是，现场给你们开的吗？
梅松柏：这个发票都是现场给我们的。
柴静：那就是说原来都是空白？
梅松柏：现场直接写的，他们过来拿钱的时候，就把发票就带过来了。
柴静：你们记者怎么可能带着，空白发票出来呢？
陶志东：就是直接到财会去领，领空白发票。
解说：按照财务管理的要求，开具空白发票是被严格禁止的。陶志东是怎样在报社的会计那里领到空白发票的呢？
柴静：记者下去采访之前，是在你这儿领的空白发票吗？
曹慧：陶志东吧?领了6张.
柴静：知道他领这个发票干什么吗？
曹慧：我不知道。
柴静：知道他去什么地方？
曹慧：那也不知道，我只说老总说同意，那就给了，就这样的。
柴静：但是这样也是违法财务法的。
曹慧：但是本来每个单位，你身在这个地方，你不可能说不听一把手的话。
柴静：你说的这个老总是哪位老总？
曹慧：就是报社负责的
柴静：如果是个人行为的话，记者怎么会在出发前，能够领到空白发票呢？
蔡群：那个我们不知道，一般地我们不允许带发票。
柴静：但是今天上午，我在采访会计的时候，像陶志东这样领空白发票的行为，是必须要经过一把手也就是您的允许。
蔡群：我不知道。也许会计她自己记错了，真的不知道。
柴静：这些不符合规范的发票，是不是都必须经过老总的同意，你才能开出去？
曹慧：包括开那种你所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单位有台头、有项目、有金额的那种也是要经过老总同意的。
解说：记者拿了空白发票出去采访，回报社后带回了现金，这些现金是否入账呢？
柴静：像陶志东他们，拿了空白的发票出去，回来之后怎么入账呢。
曹慧：他把发票给我之后，他交了钱就可以入账了。
柴静：你们把这笔钱拿回报社，是要入账吗？
陶志东：要入账。
柴静：怎么入呢？
陶志东：就是比如说我拿回一万，交一万。然后个人提成是25％，在市区的话是23％。
柴静：当场就可以领？
陶志东：当场就可以领。
解说：在2003年2、3月份整治学校乱收费的集体采访活动中，《鄂东晚报》记者的足迹遍及黄冈市十一个县市区，时间持续将近一个月。但是我们在翻阅那段时间的《鄂东晚报》时发现，除了一篇反映英山县教育局、物价局没有及时制订新的学校收费标准以外，该报没有刊载任何针对学校乱收费问题的报道。
陶志东：实际上那次行动，留下来的最大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这个事在报社变成公开的了。
柴静：公开的是一个什么概念？
陶志东：公开的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去做，跟领导汇报然后领导会跟你配合。危害最大的就是在报社，形成了一种，就是一种默契。
解说：陶志东至今还保存着2004年7月15日的一张发稿签，稿件的标题是“火车站派出所长安排公安厅警官寻欢”。在发稿签上，总编作出如下的审处意见：“此问题性质十分严重，可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同时以内参形式报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等单位”。而事实上，《鄂东晚报》的内参最高只能到达黄冈市委一级。
柴静：陶志东提供了一张稿签，说是有您本人的签字，您看一看这是不是您签发的？
蔡群：这个是的。
柴静：是您写的？
蔡群：是的。
柴静：有印象吗？
蔡群：有印象。
柴静：对这篇稿子有印象吗？
蔡群：有印象。
柴静：那一个总编，为什么要在自己的签字上，写一个地方媒体不可能上报内参那种级别呢？
陶志东：吓唬别人，别人不知道。
柴静：有效果？
陶志东：有效果 ，就是给钱。
解说：陶志东告诉我们，这篇稿件后来既没有送内参也没有被刊发，而是被他拿去换回了3000块钱。
柴静：这个钱拿到手之后，你还会跟老总再汇报吗？
陶志东：一般都会跟老总讲一下。你这个稿子比如说又没发又没有弄到钱，你自己都不好交代。
柴静：您在稿签上签了两条重要意见。一件是要发稿，一件是要以内参的形式上报，这两件都没有落实。
蔡群：后来我打听到，这个警官好像是第二天，跟另外一个老总交换意见以后，好像那个警官没有做那个事，只是脱了衣服。
解说：同样的事件还发生在另一所学校。2003年夏天，黄冈市民办东诺职业学校因为在招生过程中存在着不规范行为，被〈鄂东晚报〉的三名记者找上了门。去年年底，我们在东诺职校找到了学校的负责人，她向我们描述了当时接待三名记者的情景。
胡金莲：他就是说这个事，这不行那不行，怎么怎么样的，好像要罚款的意思。
柴静：要罚款 ？
胡金莲：是。
柴静：他有什么权利罚款？
胡金莲：那两个记者好像是，拿了处理意见过来的。
柴静：这个处理意见怎么说的？
胡金莲：同意上报。
柴静：上报给哪儿？
胡金莲：报道给温家宝，温总理那儿。
柴静：要送内参到温总理那儿？这是白纸黑字写在稿签上的吗？
胡金莲：对！
柴静：是谁签的？
胡金莲：是蔡群吧，是他负责的。
柴静：还有一份稿签，在那份稿签上，当事人说也看到了你的签字。你写的也很明确，要用内参的形式报温家宝总理。
蔡群：没有写 ，肯定没有写。
柴静：您没写过？
蔡群：没写过，也没有这样一篇稿子需要送温家宝总理。
柴静：为什么？
蔡群：这个你只要跟黄冈地方讲一下就可以了。
柴静：那为什么在另外的稿签上，你要以内参报中央政法委呢？
蔡群：因为他属于公安队伍，公安队伍对这个事情不是抓得特别严嘛？
柴静：那教育部对乱收费的事也抓得很厉害？
蔡群：那个事情我认为是比较普遍的，比较普遍的问题。
柴静：看样子报内参的级别，就看你个人的判断是吧？
蔡群：这个事有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定我不知道。
解说：东诺职业学校在当地又被称做水产学校，后来学校花2万元在晚报做了整版广告后，招生的事也就没人再提起了。
解说：2004年10月22日，陶志东等17名记者、编辑联名向《鄂东晚报》社递交了一封辞职信。在辞职信之后，附了一篇《对晚报的现状与出路的思考》。文章提到：“从2003年到今天，报社抛弃新闻道义和新闻纪律，采取卑劣手段抓收入，将报纸带入到急功近利、涸泽而渔的危险边缘”。文章的作者是《鄂东晚报》出版部原副主任，28岁的何志勇。他也在17名辞职的记者之列。
柴静：你在这一篇文章里面，你用了一句话很严重的话。你说报社抛弃了新闻道义和新闻纪律，采取卑劣手段抓收入。你说的这个卑劣手段是指什么？
何志勇：利用这个批评去进行一些要挟，然后来换取一些经济上的利益。
柴静：毛病出在那儿呢？
何志勇：就抓收入了。
柴静：报纸要生存肯定要靠创收。
何志勇：对呀！肯定要抓创收。哪个报社不创收，不创收它怎么生存。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全员抓创收就有问题了。
解说：《鄂东晚报》创刊8年。几年来，这家日发行量不足1万份、年广告收入100万元左右的晚报，一直处于勉强维持生存的状态。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从2003年开始，报社管理层改变办报思路，提出了全员创收计划。
蔡群：我们这个做法不是哪一个地方，其他地方这是比较普通的事情，我们可能还是从其他别的地方学来的，这可能是经济落后地方的普遍做法。
解说：《鄂东晚报》创刊8年。几年来，这家日发行量不足1万份、年广告收入100万元左右的晚报，一直处于勉强维持生存的状态。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从2003年开始，报社管理层改变办报思路，提出了全员创收计划。为了督促记者完成创收任务，报社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要求记者编辑必须按进度完成任务，否则就要扣发甚至停发工资。在这张2004年5月关于对创收任务进行结账的文件上面，我们看到报社有若干位记者就是因为没有完成创收任务而被停发了工资。
陶志东：考核一个人就是以创收为主，你能创收你就是爷，你创不了收你就是孙子。
柴静：这种状态下，你有多少心思能够真正放在写稿子上面。
陶志东：有的好的稿子，我还是尽量地去把它写出来。但是可以换钱的稿子，我肯定拿去换钱。
柴静：我听上去这像是一个生意人的口吻。
陶志东：就是做生意，我们平时打招呼就是做生意，生意好不好。
柴静：生意好不好？
陶志东：对！平时就说搞项目，就这样说。
柴静：可是就算是一个正常的买卖，也不会存在敲诈跟勒索的手段。不是吗？
陶志东：不是记者手上，有公众赋予的一些东西吗？因为你是一个媒体，你是一个记者。
柴静：你们用这样的权利来换什么呢？
陶志东：就是换钱。
柴静：这样干下来的《鄂东晚报》在这个地方还有信誉吗？你觉得？
陶志东：有一次我出去采访，在一个镇上一个宣传委员，先以为是哪里的记者过来了，后来一听说《鄂东晚报》调头就走。
柴静：什么意思？
陶志东：就这个意思，《鄂东晚报》来了！不理你！
柴静：你怎么理解人家的这个意思。
陶志东：反正挺丢人的。
解说：为了给记者增加压力，2003年11月7日，晚报以总编的名义向各驻站记者发出一封公开信，信中说道：外省某贫困市的驻站记者每年上交报社的广告收入，少的有18万元，多的有40多万元。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完成广告和发行任务呢？
柴静：现在这一个现实的生活情况下，太多的地方都有类型的状况，你们为什么不能有这样一个灰色生存的空间吗？
何志勇：错误的东西肯定做长久不了的，即使你能够取得一时之快的话，后来怎么办呢？
陶志东：我上次打电话给我老弟，我的一个老弟。他说我还是看了《新闻周刊》以后，才知道原来你两年做记者是干这些活儿。
柴静：他这个话刺痛你了？
陶志东：很刺痛我了。
解说：陶志东辞职后，向《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披露了〈鄂东晚报〉社利用新闻报道进行敲诈勒索的内幕。随后，晚报的总编蔡群被免去了职务。
柴静：很多人可能问你说，当初你订这样一个制度是要为个人牟私利吗？还是真的在为报社考虑？
蔡群：那他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
柴静：你愿意和我们谈谈你的想法吗？
蔡群：这已经不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我已经回去了，回农村种田去了，再也不在这个伤心的地方干了。
解说：我们在黄冈期间，很多学校回避了我们的采访。其中一位老师向我们谈到了他们的苦衷。
老师：我得为学校考虑，你报道一下你就走了即使你有处理结果。你要知道，像这样的事情不仅仅是一个单位的问题，其他单位将来还要和学校打交道你怎么办？这是我的想法。
柴静：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纠正的话，您不是一次一次地还要面临吗？
老师：那我没办法。你要知道，从理论上讲，游戏规则是一个规则。但从实践上讲，游戏规则又是另外一个规则。
柴静：那谁来维护这个世界上公正、合理的那些规则呢？
老师：靠下一代吧！
柴静：但是您是一个教师。
老师：我是一个教师，我站在讲台上，我在校园内，我教育学生。我按照你说的上面的规则我来教育，但是社会上外面的事情我管不了。
解说：陶志东辞职离开报社的一个月后，《鄂东晚报》又给了他开除的处分。
陶志东：你破坏了一个潜规则，人家就会把你踢出去。
柴静：但是你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仍然是有一些人坚守着自己的准则的。
陶志东：媒体的这种良知，就是一个社会公德的底线。如果我能继续当一个记者，我最大的希望就是靠稿费来吃饭我写一个字你给我多少钱就完了。但是为什么就，我们的记者为什么会面临这个选择，面临这样一个极不相称的这样一种选择！
演播室：事件被媒体披露以后，《鄂东晚报》的上级单位《黄冈日报》就此事进行了调查。他们的结论是，这一事件没有领导的涉入，只是少数人的个别行为。我们把调查到的事实提供给了《黄冈日报》，他们表示将继续追查。也许对于具体的事件来说，追查到底有多少人卷入，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它代表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媒体在履行对社会监督的职能的同时，是否有勇气面对公众自我监督。而对调查的结果，应该做出公开和公正的处理，不仅仅因为这样的行为触犯了行业准则，还因为它关系着大众对于媒体公信力的判断和信任。
责编：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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