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在国内成名这件事有点麻木，可能是生活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弥散化造成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在那个群体里的成功是成功吗？
　　一
　　“很小的时候，我就在等待大事发生。”张朝阳说。
　　凯宾斯基的咖啡厅里，我们一人一杯清水，相对而坐。他的脸在明亮的灯光下异常清晰，在一个女性看来，这样的面容充满敏感的气息。
　　
　　１９７８年来到了。
　　“那是科学的春天，又恢复了高考制度，杨振宁、陈景润是那个年代的偶像。”所以他略带自嘲地轻笑，“我的理想是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当然，那个时候我的确喜欢物理，它对世界作出解释。”
　　１７岁，他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在那里度过了５年。
　　“被伤着了。”他说，“学物理的人非常纯洁，所以竞争才格外残酷。不停地比，比谁的作业先完成，谁学习的时间最长……整个小社会只提供给你一种可能性，所以……我的成绩一直是前三名，可是得不到第一名时的感觉……就去游冬泳，那水真是刺骨……每天绕着圆明园跑五六公里……就是想证明我是可以的。”他摇摇头。
　　“现在想想那是很自虐的。”
　　２２岁时，他考上李政道奖学金，“心里就松下来了，在清华最后一年我过着东游西荡的生活，我的任务完成了，证明自己了，那时候我什么都无所谓了，去不去美国……甚至，当时死了，也无所谓。”
　　我在惊讶中沉默了。
　　他仍保留着读小说的习惯，最喜爱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曾骑自行车去看后者书中写过的永定河。可以想见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气息怎样浸淫了一个人孤独内省的年轻时代。
　　
　　二
　　“到美国之后，我变得非常反叛。”在麻省理工大学读物理学博士时，张朝阳开始恣意地、甚至有些放肆地享受他的青春。
　　“我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买车，而且一定是敞篷车，开车路过商店时要来个急停调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ＰＯＬＯ，甚至。”他眼光闪动，饱含笑意，“我梳过Ｐｏｎｙｔａｉｌ（马尾）。那时我希望过ｃｏｏｌ的生活”。
　　１９４６年爱伦堡初到美国时已深深感慨过它的“倜傥不羁”和这种文化的感染力，人人概莫能外。
　　“在决定经商之前，我早已放弃了诺贝尔物理学家的梦想，他们并不是那么受人注目的。你可能看１００万次电视才会看到一次杨振宁的面孔”，所以他在１９９６年时听到华裔科学家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奖时“没有一丝震动”，他用手比画了一下。尽管那是他１０年的梦想。“那个社会的传奇是另外一些人。”
　　“所以当时我的梦想非常ｃｒａｚｙ，想当好莱坞明星。”他看了看我的表情，指指吧台，“布鲁斯·威利斯不过是调酒师出身，对不对？我后来真的去广告公司拍过一个广告。还想能像迈克尔·杰克逊那样跳舞——跳自己发明的别具一格的舞。”
　　
　　三
　　“有一次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我说咱们组建一支乐队吧，他说他现在正在国内做生意呢，说你还玩乐队？这是什么时候了？”他转动手中的杯子，“从那以后，我开始入世了。我看着美国社会里华人的处境，就像漆黑的夜里几道手电筒发出的光，道路是有限的。”
　　很多不可逆转的选择就要开始了，很多门会轻轻地锁上，轻微的“咔嗒”声要几年后才能听到。
　　１９９５年，张朝阳拎着两只箱子回到北京……１９９６年创建搜狐……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
　　“回来之后没有失望过，一分钟也没有，很长时间沉浸在特别兴奋的状态里，看到远山的景致……跟一个出租车司机报出地名……就像吃久了没有加沙拉酱的卷心菜，忽然吃到好吃的川菜一样有滋有味极了。那种在亚文化里生活的麻木和冷漠逐渐被暖过来了。我慢慢地能欣赏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完整的热情、支持和依靠，明白一个人必须活在自己的文化里才能快乐。”
　　但是，从西安到北京再到美国，又回到正迈向现代化的中国，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回到西安，很多亲戚仍处在很遥远的过去……生活背景的支离破碎令他有“恍惚感”。
　　所以我对在国内成名这件事有点麻木，可能是生活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弥散化造成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在那个群体里的成功是成功吗？
　　很多人都知道你说“诚惶诚恐才能生存”。我有些迟疑地说。
　　那是在商业上，必须挑战自己，必须有危机感，但是危机感一旦缓解，虚无感就来了，像……像踢一场球，赢了，赢了又为了什么呢？太累了，这么多年赶路赶得太累了”他以手支颐，沉默了很久，面容在明亮光线中格外清冷。
　　
　　四
　　３６岁了，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应该是找到为什么而活着的时候了——为了房子、车、孩子……但我找不到依托，不知道为什么而奋斗。这种感觉……”他手指轻叩桌面。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问。
　　他静默了很长时间：“是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太轻了……可是托马斯仍然为正义活着，为自由活着……”
　　“你没有规则吗？”
　　“没有。接近中年的人都被上司、家人、同事种种小社会的规则稳定住了，我没有这样的规则稳定自己。”
　　我看着这个骄傲又孤独的人，等他说下去。
　　“可能，必须重新发掘那些朴素和有意义的事情，或者，用理性说服自己去感动，不能这样下去了。在周末的时候，一个人走到街上的人群里，觉得自己像长白山上的一条狼……”
　　
　　五
　　出租车上，他一言不发，很久才说：“按常理，谈话应该是有来有往的，但一个人出了名，就可以这样连续三个小时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他的手机响了，是记者的约访。挂断电话后他说：“这样不断地做讲座，讲ＷＴＯ，讲市场化。也许……我的生活里其实还是有一条规则的，就是希望国家富强。”他做了个手势，“Ｗｈａｔｅｖｅｒ，哪怕是为了……我自己。”文／柴静
　　这场游戏好玩吗
　　
　　柴静
　　在1998年年底，如果长沙人在周五打开电视，就能看到卫视刚开播的《快乐新战线》。加上原有的《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幸运99》、《真情对对碰》……这是他们在屏幕上能看到的第11个娱乐节目……一位17岁女孩说：“这一年我看的好玩的节目比以前所看的加起来还要多。”“好玩”，这个很少被讨论又经常被误解的概念，好像开始恢复一种简单的、纯粹的面貌和魅力，湖南生活频道的导演石头说：“我甚至在幻想怎么能作一个好玩的春节晚会，不带包袱纯粹地玩。”
　　“我们真的会玩吗？”王宝民——北京广播学院电视文艺的研究生。他说：“学来的电视娱乐是学到了轻松有趣的心态还是最表面化的形式？”我们看到的只是赝品。《玫瑰之约》的制作人刘蕾谈到她的节目与《非常男女》的区别时说：“我们不能打出‘速配’的游戏口号，这个节目是交流思想的地方。”而实际上，观众并不这样认为：“都是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说的都是听来、学来的套话、漂亮话，没有幽默感、自嘲和诚恳交流的气氛。”制作人刘蕾并不讳言节目的弱点：“节目有50％是预先准备好的，娱乐节目那种临场性、即时性、又可预测的戏剧性肯定要减弱一些，现场那部分的驾驭很大程度上依赖主持人。像《实话实说》那样比较松弛的现场气氛，也是努力了两三年才达到的。”刘蕾说：“《玫瑰之约》的话题基本上都是形而上的，观众真正关心的敏感问题还是个‘雷区’，很难拿到电视上讨论。我们做了一期节目，讨论“婚外情”，观众发言时间最长，谈的最有意思，可是我们是硬着头皮、写好检讨书才做的。”即使电视娱乐进入了“百无禁忌”的状态，它也会面临被快速复制繁殖，变得模式化的危险。《快乐新战线》的导演乐乐说：“全国60多家电视台来卫视取经，各种各样的《快乐××》、《××大本营》都上马了，哪怕是真正的快乐也会变得不太好玩，所以我们开办了新的节目，希望给观众更多的选择。”
　　
　　野
　　“野”字就字面构成来讲“田土予”，“田”田地的意思，“土”土壤、泥土、土地的意思，“予”我，给的意思。
　　8月3日正午，我带着一颗驿动的心，带上亲人和朋友的祝福，踏上飞驰的列车，奔向我神往已久的海滨城市--大连！
　　大连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沿海城市，她有着一百年的历史，早在百年前，她是沙俄和日本的殖民地，至今，这里仍然保留着日俄银行，清晨3点钟我们下了火车，导游小姐刘帅迎在站前，司机郭师傅载着我们在大连市内兜风，尽管东方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但一路上的风光可尽收眼底，清晨的大连在太阳和露水中呈现在游人面前，我的心随着纵横交错立交桥栏上的霓虹灯一起闪烁跳动，桥的右面错落有致的排列着一栋栋二层的日式建设，这种日式民宅冬暖夏凉，红墙绿瓦白窗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站在这里有一种身处异国他乡的感觉，桥的左侧是新式的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桥两侧新旧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对比不仅是物体上的，而更深的寓意只有黄皮肤的中国人才会体会到。
　　大连的道路有三大特点：1、清洁，2、坡多，3、弯多，行驶在马路上，几乎很少能见到骑自行车的人，这是由大连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尽管没有骑车族，但上班族一样很便利，因为这里的公交车特方便，即便是高峰期，也很难遇到塞车和拥护的现象。
　　走过北大桥，可以看到国内的跳崖，记得在电视上曾看过歌星孙悦跳崖的惊险场面，而今自己亲眼目睹了跳崖景色，却没有勇气一跳，真是留有一份遗憾在心头，来到星海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比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还要大的华表。有机会我一定要亲自比较一下。说到星海公园，我们还在这里游历了圣亚海洋世界，这是国内最大的一家海底世界，身处海洋世界，犹如自己真的潜入海底一般，一只憨态可掬的海龟向我游来，挥动着龟脚与我们打招呼，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真的很美妙，在劳动公园，最吸引人的要数那只大足球了，大足球旁边还有几名球员在中声拼搏，这一景点象征着大连万达球队，由于万达队已解体，这里更是人们纪念球队的地方了。
　　午饭过后，我们到了海滨浴场，我那颗飘泊的心更加悸动，28年了，终于圆了我投入大海的梦，大海一望无边，海天相接，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海，双眼落入海滩中，眼界开阔，心情豁然开朗，展开臂膀，好想拥抱整个世界，只可惜我没有海鸥一样的翅膀不能自由自在的翱翔，嬉戏在海水里，乐趣盎然，要不是导游小姐催促，我真的不想离开。
　　当我们再次返回大连，让我用似曾相识的眼光重新接受这座城市，马路上那特有的有轨电车勾起我童年的回忆，与大马路上行驶的双巴和进口轿车形成鲜明的对照，而正是这古老的有轨车俨然成了一道活动着的亮丽风景线，宽阔的人民广场，喻言着大连人好客的品格，站前胜利广场的购物环境格调高雅，置身其中很是惬意。
　　晚饭后，给妈妈通了个电话，电话里妈妈的声音似乎很紧张，在她眼里，平日怕猫怕狗的我一定会想家，当妈妈听到我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时送了我一个字“野”。身处异乡，却丝毫没有念家的感觉，难道我真的“野”了吗？不，不是，祖国山河地大物博，生活在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的群体中，天涯海角处处都是家。
　　如果现在问我最想做的是什么，我会脱口而出，带上家人一起游历大江南北，如果有机会我还会重走大连，插上翅膀，尽情遨游，放飞心情，永不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