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时期的寻常生活——非典与传媒 （5月21日）

央视国际 2003年05月22日 17:19

　　主持人：李　潘

　　嘉　宾：柴　静——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

　　嘉　宾：胡舒立——《财经》杂志主编

　　“他就那么很安如磐石地站在那，目光很坚定，语言很简洁。你看着他，你就知道力量从哪来。” ——柴静

　　李潘：大家好，这里是《半边天》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是围绕着“非典”时期的生活来展开的。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朋友。这位是《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财经》杂志是从今年的二月份开始就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视角非常独特观点也十分的敏锐，关注“非典”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它的主编，欢迎您！

　　胡舒立：谢谢。

　　李潘：旁边这位记者大家也比较面熟了看着，她是我们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记者柴静，也欢迎您！

　　柴静：你好李潘。

　　李潘：在我们三位聊天之前，我们还是去看一下，因为她们两位都是深入疫区采访，到一线去采访的记者。我们看一下一个小片：

　　解说：

　　2003年2月20日，《财经》杂志推出时政报道文章《广州之疫碰撞国家防疫体系》，从此开始了至今为止连续4个月的“非典”报道。胡舒立作为杂志的主编，掌握着报道的方向，敏感地捕捉着来自疫区的一点一滴的事态变化。力求精准地报道“非典”灾情事实成为胡舒立和她的同事们的当前要事。

　　2003年4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柴静进入北京市佑安医院“非典”重症监护病房采访，使得非典重症病房内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工作生活场面得以展现在公众面前。

　　（柴静采访片段）

　　医生：下面我们就直接进入病区了。

　　其他医务人员：今天记者还真来了！

　　柴静：你好！

　　病人：你好。

　　柴静：怎么样啊现在身体？

　　病人：挺好的，挺好的！

　　柴静：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您看过我们节目吗？

　　病人：看过。

　　柴静：看过。您这十几天是怎么，医院是怎么给您安排的？

　　病人：他们用了一套特别正规的一套治疗方案，护理方案。

　　柴静：现在街头上好多老百姓说起这个非典型肺炎的时候，心里还是很恐惧。

　　病人：对。

　　柴静：我们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跟像您这样的患者接触。你有没有想过出院之后现在最想干的事是什么？

　　病人：我想的太多了，这生命真是，真是对生命有新的感悟了！

　　李潘：刚才看到这个片子我觉得真的，作为我个人来说是挺敬佩两位的。在这种时候，尤其柴静跑到这个重症病房去，你当时什么感觉就是在去之前？一层一层地往身上穿那个防护服……

　　柴静：那个时候什么感觉？没有更多个人感觉。我想应该是很专注，就是说你以前没有可能，没有真正到第一线。到第一线之后你必须熟悉发给你的这些武器跟弹药，你要非常精确地使用它，不能造成任何差错，以避免带来不必要的污染。所以我是非常专注地在看她，怎么样戴这个手套，这个手套怎么隔在这个衣服上，第二层手套怎么箍上来，防护镜戴在这鼻颊上的时候必须摁下去避免眼部出现缝隙。所以就注意每一个细节，这是我当时惟一的感觉。

　　李潘：那去了那么长时间，这可能是我所看到的就在重症病房里采访最细致的一期节目。那在里面你最强烈的感觉是什么？

　　柴静：在之前其实我已经进过病房，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进胸科医院的时候，我们的大机器因为没法带进去，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那我一个人进去。我进去之后，我把这个小的钮麦别在衣服里头，我说我录下他们交谈的声音，我出来之后再向你描述里面发生了什么。那是我第一次进病房。

　　李潘：你觉得那一次比这一次印象还要深？

　　柴静：第一次的感觉肯定要更深刻。而且第一次我进这病房的病人，应该说比我第二次采访佑安医院采访更危急。

　　李潘：那是什么感觉呢？

　　柴静：当时有一个是哈尔滨来的一个患者大概六十多岁，他妻子在昨天已经过世了。我采访的时候，进去后他的症状很严重，就是咳嗽气喘已经很严重，我跟的是流行病学调查人员进去的。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大概跟他们三个病人相隔都不到一米，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听见他咳嗽了一声，我能感觉到我在这个口罩之下呼吸急促，就是肾上腺素分泌肯定是会感到紧张。当时我确实有，我要不要转身走离开的感觉。但是你看那流行病学调查人员跟他大概就隔不到半米的样子，而且他没戴护目镜，他必须很近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他就那么很安如磐石地站在那，目光很坚定，语言很简洁。你看着他，你就知道力量从哪来。然后就一直站在那，然后慢慢慢慢地接近他们，让这个声音能够收进我的麦克里。那是我第一次进入。

　　主持人（对胡舒立）：那么我想问一下您呢？您在山西去采访是不是也有害怕的感觉？

　　胡舒立：我觉得山西和北京都是疫区，这个我觉得我……

　　李潘：从一个疫区到一个疫区已经无所谓了。

　　胡舒立：对。我觉得因为一到第一个那个公共隔离站，一看那个人都戴着口罩，就是一到进太原的那个站，公路交通站收费的那，一看他们都戴着口罩，然后就当时我觉得，他们其实跟北京一样。

　　李潘：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便有了防护，我们看防护那么好的医务人员，他们跟重病人接触还有一些感染的。而且这感染率还比正常病人的染病率要高很多，所以毕竟还是有危险的。那就是真的是想过没有，要染病的这事儿，万一呢？

　　柴静：我是想过应该不止一次。因为我们做现场的时候，大概这个现场采访的时间是三天，也就是说我有六次接触病人的机会，这个六次接触分别有不同的危险程度。在病房采访那种，我是可以全身隔离防护消毒非常好。另外有一些比如说，我直接到病人家中，就是跟着120的救护车，一起去把疑似病人转到医院，然后再跟踪大转运。这些都是暴露在空气之中的，没有经过消毒的场所，肯定是有被感染的危险。

　　李潘：而且当时正好是风声鹤唳那段阶段，四月底的时候。

　　柴静：是，大家几乎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北京市，我们车行驶在长安街上空空荡荡。我从来没有见过北京会是这样一座城市，所以心理上肯定会有紧张的感觉。然后我就比如说，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第一件事一定是我发烧了吗？没有。我的同事发烧了吗？没有。好，我们又可以开车出发了！继续采访。你会想到感染的危险，但是我最后想如果我感染了，我可能继续带着DV进去，然后继续拍继续记录，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记者的职业本能。

　　李潘：你们当然都会说到，就说这是记者的职业本能。但是就是一般人他在看这个，就是比方记者往一线冲的时候，他那个看法好像跟看医护人员又有一点不一样。他们觉得医护人员他当然也是职业本能他们要冲上一线，医护人员可能没有记者那样的这种名和利在后面。那意思就是说比方说你一个记者，你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碰上伊拉克战争或者碰上战争，或者碰上什么。他们觉得对你来说，职业来说，是一个机会。不仅仅就是说是一种危险。

　　柴静：作为一个记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职业满足了我一种欲望。就是当发生这个现实情况，发生一个对你居住的城市、甚至整个人类有威胁性的一个历史性事件的时候我能在场。如果说这叫名和利的话，这就是我最大的荣誉，和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够在场。而且我能够看到正在发生什么，我能够记录下来它。如果大家要把这理解为是对名跟利的追求的话，那我承认。

　　胡舒立：我觉得这是我们之所以要干这一行，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一行就是因为在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新闻。我们搞新闻当然要讲新闻的“淡季”和“旺季”。所谓“淡季”就是这段时间没有新闻，所谓“旺季”就新闻比较多。新闻淡季的时候对我们也是挑战，因为我们要在没有新闻的时候发现新闻；在这个“旺季”对我们也是挑战，因为我们要能够应对这些出现的新闻，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李潘：实际上在报道“非典”这个事情过程中，有很多的记者不止是这两位。我们当然今天请来这两位是杰出的代表，还有好多记者也是到一线去采访。其中有一个是南方报业集团的一位记者，他也是到这个隔离区去待了五天，发回这个报道。我看了一下，非常有分量，而且写得很棒。现在我们就对他做一个连线的采访：楚方你好！

　　林楚方：你好！

　　李潘：我们看这个电视都知道，台湾是有两个记者，他们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同意然后自己就闯入非典隔离区偷拍了一礼拜。那我不知道你到这个隔离区里面去采访是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才进去的？

　　林楚方：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认为记者要是去的话就要必须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这样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那么我当时去的时候是通过和地坛医院和他们联系，他们当时也跟我说了这里的危险性。但是他们就是说认为如果我能够完全地按照这里的操作程序，隔离消毒这些程序的话，应该是比较安全的。那么我当时是想，即使有冒险的话，但是因为它的新闻价值在这里面，而且我也认为就是，如果我做到防护的万无一失的话，那么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李潘：在隔离区采访而且呆那么长的时间，在我们一般人看来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行动。那么你去采取了这么一个行动是不是也有其它的一些意思？比方说是希望能够提高你这个报纸的收看率，等等方面的这种意味，您个人怎么看呢？

　　林楚方：我想这方面的意味的话，我不掩饰作为一个记者的话，你做新闻你是给你的报社，你服务的报社来提供稿件的，那么你应该做最出色的新闻，那么你的报纸才有销量、才有卖点，这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考虑。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考虑更多的可能就是说，它是一个职业。我觉得我个人来说，我也没有觉得我是有高尚或者这些方面的想法，甚至也没有功利方面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应该去，应该了解，在这样一个重大的灾难面前里面的人他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他们的真实状态是什么。我觉得记者应该记录这些东西，记者就是应该记录这些东西。

　　李潘：好的，谢谢楚方。你要保重身体！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林楚方谈了一下他的这个情况，看来还是手续齐备的。但是像柴静，比方你们要到重症病房去做这种采访，是不是也要经过很麻烦的这个程序审批？

　　柴静：我们不仅要进重症病房，我们所有跟病人有接触的机会都必须经过批准。比如说我们去拍转运是经过北京急救中心的允可，我们去拍隔离是经过北京CDC的允可，我们去胸科病房是经过卫生局宣传处的允可，我们最后进佑安医院是经过院方的允可。必须履行所有正规的手续。

　　李潘：那像《财经》杂志的这种采访也是这样？

　　胡舒立：对。当然我们上次在山西的时候，我注意到山西，就是他们那个防疫指挥部就是不让进，不建议记者去采访病人。而且他们自己也是通过一个可视电话。

　　柴静：对，我们第一次进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第一次进胸科医院跟流调的时候，当时我们是也在那儿软磨硬泡。当时北京CDC正在开一个全体的会，然后我们就在旁边我说，我们今天想进病房拍。他说那不行，一口否定。我说为什么不行？他说你们人员太多。我说我们可以精简人员，只有我跟摄像两个人进。他说那不行，你们机器没有经过消毒，会造成污染。我说那这样可不可以我进去，我进去出来之后我描述。他说那行吧，那你去。所以说第一次采访是这样争取来的，到后来的时候他们对我们也比较信任。因为我想大家都在一个共识下进行工作，而且你严格按照他们的程序来做，这样的话双方才可能能够达到默契跟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