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潘：我是昨天把这个《财经》杂志从二月份以来的有关非典的报道全部看过了，这个首先二月份这个数字我觉得对于《财经》杂志来说可能应该是一个光荣。因为在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其它的比较常见的媒体上基本上是看不到关于非典的报道的。那在二月份的时候《财经》杂志怎么会那么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东西，而且把它报道出来了？

　　胡舒立：这种新闻确实都是非常重大的，而且我觉得对记者实际上是很少见的。就是因为新闻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人情味，传染病人情味浓，传染病关系人民健康，那这种新闻应该说是新闻价值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就当时就是，一个是在广东请了一个特约记者做当地的新闻，他们因为比较熟悉情况，而且在可靠性方面没有问题。另一方面在北京的一个记者采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采访这个中国CDC，采访卫生部这边。然后再分析北京的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疾控反应体系。所以那套稿子事后被认为还有一定的预见性。但是其实我现在回想，当然由于我们自己都不在现场，其实认识还是有局限，尤其对这场疾病的凶险程度当时估计不是很高的。

　　李潘：那么作为媒体来说，你怎么样能够尽可能地让老百姓去接近这种真实？

　　柴静：我觉得就是现场这种真正的事态，我们的感觉应该就是，在现场感觉到的。就包括我们就是最初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人民医院的时候拍转运的时候我们是撞到这个转运的。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人民医院会有这么大批的医务人员感染，我就问他怎么感染的。然后当时之前没有采取任何防护的措施，大家对SARS也不了解，然后在一个非常通风的一个竖井的一个环境当中把病人隔离，造成了大批的感染，之后人民医院就开始封院了。你不到现场你这些信息都了解不到，你看不到这一切。所以一定要强调在现场，我觉得现场起码是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依据，我觉得这次。

　　胡舒立：还有就是说因为这个详细的数字，当然就是说从政府讲的话应该是公开数字，但是对政府一则它有个认识过程，二则它不公开的时候你也很难知道有个确切的数字。我觉得我们这个政府确实是非常好，非常得令人钦佩，最后决定就是非常有勇气决定一天一次。原先卫生部决定是五天一次。

　　李潘：您的意思就是说尽量地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

　　胡舒立：对，我觉得媒体应该运用一切机会尽可能地说出事实。

　　主持人：但是比方说像柴静这样子，你到这个重症病房去，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全都是那个穿着防护服。但是我以为那是“防化服”，就是有点像化学武器袭击的时候穿的那种，很恐怖。然后眼镜戴着一层一层的那个，就是给我起码给我心理上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事很吓人，如果留一个缝你都容易被感染了。

　　柴静：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前两天到协和去采访的时候也穿成这样，老太太就问我们说，一个病人老太太说：“咱们今天吃什么呀？”我才知道她把我当厨师了。

　　李潘：穿成这样之后她认为你肯定是厨师了。那你说你们在那个，老是给我们看这个那种恐怖的镜头，穿得严丝合缝的那种，都是戴着大白口罩的人。会不会就是说让老百姓产生恐慌呢？

　　柴静：我觉得恐慌这东西来源于哪？还是来源于未知。就是往往猜测跟想像要比真实的情况要可怕跟夸张很多倍。

　　胡舒立：我也觉得应该相信公众。我觉得首先在这样一个未知的传染病出现的时候第一个最大的危险绝对不是恐慌，而是轻慢，是轻敌，对于公众最大的危险是满不在乎。第二就是说恐慌可能会有，有短时间恐慌。但是这个恐慌第一是可以过去的，第二你把事实跟他说得越清楚他就越会降低恐慌。再一个我觉得应该尊重他这个权利，也应该相信他有这种判断，绝大多数人都是理性的。会不会出现过度恐慌呢？会出现。而且也应该通过媒体必要的报道平息一些过度恐慌。但是第一件应该要做的事情肯定是让大家先提高警觉。

　　柴静：对，我觉得我非常赞成胡舒立的观点。就像我到了现场，我从一个惴惴不安的人，曾经怀疑自己比如说，每天我上班的时候只要我发烧咳嗽我会怀疑自己可能是感染了。但我到现场，我看到真实的现场是什么样之后，我打消恐惧。那我也应该相信别人会跟我一样，同样的一个心理的认识过程，为什么不相信人呢？

　　李潘：其实我们看到在这次抗SARS的这个战役之中，各种媒体都调动起来了，就是空中的地上的全都起来了。在北京音乐台他们也就是为此专门开了一些特别的节目，而且是日播性质的。我们去看一下他们的工作情况。

　　（北京音乐台的主持人朱云在工作中）：

　　“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音乐广播‘风雨同舟，共抗非典’专题直播节目，欢迎收听！……”

　　解说：2003年4月30日，北京音乐台开通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抗非典，和你在一起”。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音乐台的工作人员希望通过歌声给广大的听众带去一丝精神安慰。

　　朱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97.4丽音点播，我是朱云。今天是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在这里呢，朱云也代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全体同仁向所有战斗在一线的护士朋友说一声：节日快乐！我们的听众手机是139后四位是6347的朋友也特意发来短信，他说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在这个非常时期，让我们向奋战在抗非第一战线的白衣天使们致敬。我叫薛高，为他们送上这首歌——《因为爱》。

　　《因为爱》歌词： 　　因为船才到达彼岸 　　因为冷候鸟才飞向南 　　因为有瞬间阴霾 　　阳光才更灿烂 　　因为寒冬春天才会暖

　　李潘：不知道你们两位的感觉怎么样，比方说今天我来上班就堵车了，比以往堵了，就比前几天堵了。然后超市里面的人，商场里的人也更多了，去邮局寄东西的话也开始排队了。就是说好像人们就开始已经慢慢地恢复一种比较正常的生活。其实我觉得在这中间，是不是咱们媒体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胡舒立：其实就是传播这种科学知识。一方是透明公开数字公开隔离区，甚至公开发病原因。一方是用科学的方法，让大家正确地对待。这个方法比掩盖事实要好得多。

　　柴静：我们后来《新闻调查》也制作过一个新的节目。就是我们对非典时期的一千四百万人北京人的生活，我们找了几个典型的样本来进行调查。就想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什么样的改变，他们怎么面对这场灾难。有时候当然你除了另外一部分，对真正的这个传染病认识之外，你还需要在这个非常时期把人跟人联系起来。尤其是当大家闭门不出，整个长安街非常空荡的时候，你需要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他们恐惧吗，他们怎么面对的。

　　所以比如说我采访一个小孩子，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我问他我说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啊，“ 非典”就是传染病。我说那你觉得咱们能打败“非典”吗？他说有时候能有时候不能。我说什么时候能？他说勇敢的时候就能。我说那你什么时候勇敢啊？他说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在，我们可以一起打！

　　我又采访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然后他本来毕生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给自己二十五岁的孙子在五月二号这天举行一个婚礼，所有人热热闹闹的在一起。但这时候肯定不行了，我们五月二号去拍的时候只有他、孙子、孙子媳妇，连这双方的父母都已经被隔离不能够再来了。这个老人就喝了一杯酒，就说祝你们白头偕老。他说要说最难过的肯定是我，他说但是这是天灾没有办法。我惟一见过他一次泄露感情，就是他去厨房盛饭的时候我跟他一块过去了。我说爷爷，我刚才听您接了一个电话，您是不是有点难过？他走过来，我看他哭了。然后他就抱着我，他说：“国难不可抗拒”。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说爷爷没事儿会好的。这是一个老人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但是你知道他能抗过去，北京也能抗过去。就这种东西我觉得也可以通过电视，能够把人跟人联系起来，这肯定也是对抗灾难的一种力量。

　　解说：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我们身旁的城市变得有些茫然，有人说“媒体是社会的良心”，在这意外袭来的日子里，每一个媒体从业者都在虔诚地行使着这颗“良心”带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李潘：你们在进行采访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感觉到自己作为女性的那种身份？

　　柴静：灾难或者说一个刺激性的事情，会让男性更男性，女性更女性。我怎么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比如说我去跟踪拍摄一个做流行病学调查的男孩子，很年轻，他每天去最危险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都是没有经过消毒的病房，他必须一个人做这件事。然后我就看着他，他这个防护服很短，手套一戴到这就滑下来了，就老露这么一段手腕是很危险的。我呢就帮他往上提，往上箍一箍，就经常帮他往上箍一箍。但是我们得走啊，走的时候我只能提醒他，我说你一定要记着把手套往上箍一箍，我说等疫情控制住了我一定来看你。我想我会买玫瑰花去看他。就是我觉得我给他往上箍的时候，可能我这个感觉是很女性的，可能我男同事不会这么做。男同事只说：你，手套往上戴一下，或者什么的。但是我是一个女性，我会那么做。

　　李潘：其实不管哪种方式，在面对灾难的时候，我觉得只要是共同去面对它，男人、女人携起手来，我觉得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普利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记者是船头上的暸望者，他要暸望的是激流险滩。所谓这个激流险滩指的就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灾难，突发的事件。在这个时候暸望者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应该责无旁贷去进行什么，我想这是每一个记者心里都非常清楚的事情。今天很高兴跟你们两个聊天，真的是你们俩也让我感觉到暸望者是什么样的。谢谢你们！好，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