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柴静：新闻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从“非典”开始也是这样，当它降临的时候，你恰好有机会去纪录它，这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是无与伦比的一种职业上的幸运。就像是装在玻璃瓶子里的跳蚤一样，上面有一个盖子拧着，跳蚤不断地往上弹跳，碰到盖子它觉得痛，可能它就不跳了。但是我希望自己是那种能够一直保持肌肉弹跳力的人，不怕痛，不怕撞到盖子，那么有一天当玻璃瓶口打开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自由跟生命力。
孙小梅：做记者，为了调查，有时会遇到很棘手的问题、很棘手的采访对象，你们通常都会有不同的方法来应付这些难题，是吗？
柴静：对。就像“非典”之后播的第一期节目，叫《阿文的噩梦》。是说广东的一个戒毒所把女吸毒人员卖出去，卖给“鸡头”，去卖淫，这是非常恶劣的一种事件。但是，直到我们去的时候，这个黑幕仍然被掩盖着。那次我们进去偷拍，必须有一个身份，那时戒毒所已经改造成精神病院了，我只好跟录音和摄像一起化妆成来自东北的一家人。我记得差不多拍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忽然我的肩膀上被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拍了一下，我转过头看他，他一脸正色的跟我说：“你出去！”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就怕摄像被发现了，那么机器和带子就没有办法保存了。就在那一瞬间，护士走过来跟我说：“没事，他是病人。”出门的时候，我看见前一天晚上采访的戒毒所里的知情者远远的带着一帮人走过来，当时我带着一个大口罩，他看见我的时候认出我了，他看着我的眼神我永远都忘不了。当时的感觉就是：你这个职业可能充满了风险，可能被人憎恨，可能被人厌恶，但是你是在为这样的眼神而努力着，那样的眼神是一直等待着正义、公平的眼神，你知道你在为他们做些什么，这就够了。
孙小梅：作为一名女性，你在工作当中有没有不方便的时候？尤其是像你这样，要深入虎穴，还要乔装改扮。
柴静：我们有一次采访，为了避免被发觉，住在离采访地点大概三个小时车程的地方。那天晚上有特别大的风雪，坐车冷得要命，坐了三个小时开到目的地，然后开始采访。忽然，那个大门就被擂，震天响，门一开是司机，他说：“快！快！快！来了！快点上车！”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慌乱的撤离，我坐在最后一排，同事把所有的三脚架、摄像机都砸在我身上，我就抱着它们。那车开的极其颠簸，小面的已经在乡村土路上开到极速了。 那时候我做的一件事，就是马上把摄像机里的带子撤出来，放在大家的衣服里或者座位的下面，然后把新带子换上去。因为这时候你最担心的，就是如果被发觉，别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你的带子。
孙小梅：是不是有时觉得女性做这个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能以柔克刚的？
柴静：女性都比较善意，女性都不太忍心让别人特别尴尬，女性都不愿意问太尖锐的问题，所以在最开始做记者的时候，我在事后看回放，会觉得为什么这个问题我自己不追下去？当时好像因为“不忍心”这三个字。后来我慢慢觉得，作为职业记者，这点性别的障碍是要逾越过去的。而且确实可以做到既保持你女性的特点，又能够不回避让人尴尬的问题。作为记者，我觉得有时候面临很大的考验就是你能不能控制场面，尤其我觉得是一个女性。有时女性会碰到一些场面，人多势重、人家嗓门大，这时候你必须学习一种平衡能力，能够控制住这个场面，使它不变得混乱。这时候你要有足够的清醒、自制力，还有意志。你不要去回避让人尴尬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也不要丧失女性的特质，应该有的同情心，或者说是感同身受的理解，我觉得也是不妨流露的。 像我在做一个甘肃小学生连续服毒自杀的调查时，在我们去之前，孩子都不肯说服毒的原因，6个孩子当中有4个获救，但是都不肯跟成年人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花了很长的时间，我才让他们跟我谈了心里的话。当你看他坐在你对面泪流满面的样子，我跟摄制组的同事都特别的心碎。后来晚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跟他谈了谈我的14岁，我是怎么度过也是比较煎熬的青春期的。我跟他讲，在我27岁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很艰苦，但我觉得人值得好好活着，因为有很多值得安慰的东西。临走的时候，我们又去看了看他，当他从对面走过来时，我的同事跟我说：“我从来没看见这个孩子脸上露出过笑容。”
孙小梅：在你的记者生涯里，2003年应该是你最难忘的一年吧？
柴静：2003年是我开始真正做职业记者的一年，我想它对于我的整个生命来讲是一个开端。打开我的双眼，让我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身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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