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 静：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青年》，我是柴静。在录这期生于七十年代的节目之前，我在观众席里悄悄地坐了一会，他们中有医生、有演员、有律师，也有公务员，我们之间互不相识，但却感觉格外温暖。今天我们以70年代的名义，被重新召集到一起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有相似的处境、相近的灵魂和相同的年华似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访问三位嘉宾，他们的生存状态跟我们不一样，但是相信我你会在他们身上看到你的影子。首先跟我一起用掌声来请出今天第一位嘉宾——歌手丁薇。你对七十年代还有什么记忆吗？ 丁 薇：我记得我们家有个那样的收音机，可能大家家里都有，转钮，红灯牌，其他没有什么娱乐。每天就是用广播听听新闻什么的，电视也是到了我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家才买的。那时候如果这周围谁家有电视，你都会跑到他们家窗口去猫一眼，然后我妈还会回来跟我说，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别去看，不许去看。其实那时节目也没什么特别好看的，但是就觉得特别新鲜。 柴 静：那个年代有歌手这个概念吗，你印象里面？ 丁 薇：没有歌手的那个感觉，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歌唱家吧，比如民族歌唱家、美声歌唱家，应该有。 柴 静：你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未来会跟这个联系到一块？ 丁 薇：那个时候还没想过，我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开始幻想，也许我会当一个歌手，但那时候不是特别自信。 柴 静：实际上这个想法，跟许多出生在七十年代的女孩都没什么两样，青春期的时候，我们都幻想用歌手这种浪漫的生涯来装扮她自己的未来。有件事一夜之间改变了你的未来的，有吗？ 丁 薇：我有好几次，其实都是我人生当中的小小的转折点吧。一个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其实很喜欢唱歌，但我不太敢跟别人说。因为我感觉我的声音不是那种，当时大家认为的那种毛阿敏或者西北风，那种特别能喊的类型。 柴 静：她们也不是，你想成为的那种歌手对吗？ 丁 薇：当时只有一种标准，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成为不了她们，但是我又很喜欢唱歌，我觉得好像很困惑。但是后来碰到一个是台湾过来的制作人，当时是摩岩的一个制作人，他也听了我唱歌，也可能是随口一说。他说丁薇，我觉得你可能尝试自己写点东西自己唱，他回去之后给我寄了两张唱片，TORIAMOS和RICKIE LEELJONES。可能在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但就是这两张唱片给我开启了一扇门，那个时候我知道原来我也可以找我自己适合的，写我自己最适合的东西。 柴 静：你记不记得第一个被你的歌打动的人？ 丁 薇：是三宝和黄小茂吧。当时我写了一首歌叫《猜》，我并不是很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水平。比如说现在做歌手，她可能都有个比较，我比谁好，我比谁差。当时我活在自己一个，好像是井底之蛙那种感觉。写了一首歌，自己觉得一般，还可以，然后到了北京来给三宝他们听了以后，当然在我面前他们没有表现得很欣赏。但是后来我听说，他们觉得非常惊讶，说发现了一个小才女。那时候很小，刚刚上大学，就觉得自己能写，唱得又很好，又是带点爵士的感觉，那时候已经觉得很另类了、很前卫的感觉。 柴 静：和大地签约的那一瞬间，你觉得你会唱一辈子的歌吗？ 丁 薇：没有，其实到现在我也没那么想，我是觉得做这一行竞争一定很激烈。但是如果说我能够一直地有东西打动别人的话，不管大家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甚至我还要做到九十年代的年青人，我还可以给他们唱歌。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你的心态，还有你是不是真的用音乐表达出一些人们内心中可能他并没有发现的东西。最主要的是音乐是表达你的心情、表达情绪、表达你的生活状态。 柴 静：听你那张叫《开始》的专辑时，很多歌充满了北京冬天的感觉。 丁 薇：对，很多都是在北京冬天的夜晚写的。我是南方人，我是南京人，来到北京之后气候什么的都是和南方不太一样，特别是北京的冬天，晚上风刮起来声音特别凄凉，像是有个小孩在哭，一直是“呜——”，然后窗子嗒啦嗒啦一直在响。那时候你的心情很容易被感染，然后你很容易想起一些比较伤感的事情。因为租房子住，经常交不上房租，然后和房东商量来商量去，要么就不敢接他电话什么的，都有。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坚强的人，而且那两年我也比较勤奋，所以基本上都算熬过来了。 柴 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完全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我可以不选择这么活着。 丁 薇：没有，我是觉得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当然是有很多别的路好像是可以选择，但是我这个人是觉得我对人生的要求并不是太高。当然在感情上，我是希望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的人，只要能面对着我就挺开心了；然后事业上我的要求就是，我能做我喜欢做的事。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我还可以养活我自己，或者说还能让我活得更好一些。我就觉得人生已经很好了，我不太强求说我要有多少钱，我一定要开什么车，买什么样的房子，我一定要成功到天皇巨星，不一定。 柴 静：音乐对你来说是什么？ 丁 薇：我不太想说得太那，很多人都说音乐是我的生命，音乐是我的生活。我觉得音乐一定不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没有音乐我也能活着，但是活得怎么样我自己心里清楚，就是一定没有那么多色彩。音乐在我的生活里占了很大一个比重，我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人，我没事就会听音乐。然后我又是一个用音乐去记录自己情感的一个人。所以说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我可能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可能就是一个不得不去做我自己认为很枯燥的工作的人。但就是因为音乐，我才能够去实现了一些我自己的梦想。 柴 静：如果是六十年代的人从作曲系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未来？ 丁 薇：可能现在在某一个民族乐团的大乐队里边，现在应该熬到年头了，能够坐到第二排，靠外边一点。我倒很怕过特别平凡的生活，因为我刚才说我在青春期的时候，就特别想跟别人不一样，其实不想朝九晚五，就是想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第一张唱片做完之后，我曾经为是否走自己的歌路摇摆过，我着急呀，那时候也出来很多人，好像觉得自己没在那里面掺和掺和，然后没办法在台上跟他们竞争一下，我觉得特别着急。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我自己把那种浮燥的心情调整了一下，我还是觉得不行，我还是要做我自己，我不能违背我自己的意愿。因为如果我是委屈求全，去做了一些我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如果成功了我可能还沾沾自喜，你看我的计谋不错吧。但是如果失败了，我会更痛苦。哎，那我还不如做自己。因为我做这一行并不完全是为了吃饭，我唱歌就是因为兴趣，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歌声还算特别，我的作品还算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才要做。 柴 静：生于七十年代对你来讲有特别的意义吗？ 丁 薇：我们的时代好像刚刚来到，但好像又要过去的感觉，我很着急。但是生于七十年代对我来讲蛮特别的，六十年代初的人他们的童年和上学好像没有我们那么正常，我们算是第一拨赶上好生活的人。虽然说我们小时候的生活不是那么富裕，但是我们是一步步地过来的，我们是看到了一点点的变化，所以说到了我们成年的时候，我们还是真正地享受到了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改革开放，使生活变好的事物才会有流行音乐，如果说大家吃不饱，谁要买流行音乐，谁要买CD呀，没有钱。所以说我还是第一拨赶上了好时候，我相信八十年代的人会比我们更幸福。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东西在身上，但是又是比较踏实的东西。有时候我看特别年青的人，好像现在的人特别现实，不像我们还是抱有一些幻想，抱有一些梦想的东西，还是会相信是金子就会发光的，诸如这些东西。并不是我手上拥有了多少钱，我有一个高薪的工作才怎么样，比较认同这种朴素的价值观，价值观可能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我觉得七十年代还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年代。 柴 静：丁薇把自己的七十年代定名为一个充满幻想的年代，而且她谈到了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到底她所说的这种差异存不存在，明不明显。我们把这个问题留交给现场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观众，来问问他们的意见。 观众１：我是和丁薇有点像，比方说做人的态度，对某些事的坚持是不变的，这可能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六十年代没有什么分别。我想你如果真的是对生活执着的人的话是不分年代的。 柴 静：你旁边有六十年代出生的，我们来听听他的意见。 观众２：刚才我听了丁薇的生活经历，她比我还小，我发现七十年代的人的特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句话九个字：爱做梦、不听话、能坚持。 柴 静：你觉得丁薇身上体现了这三点码？ 观众２：刚才他们两位谈的都是特能坚持、特别自信，自信到什么程度？自信到固执的程度。 柴 静：你觉得这一点好吗？ 观众２：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固执到什么程度？明知道前面刀山火海也敢下，只要自己认定了以后就能坚持下去，我觉得这是生于七十年代人比较大的特点。 柴 静：这个观点也提醒我们，七十年代人有他们自己的特点，他们对一个坚持所作的判断，无论是对还是错，他们有勇气把自己的生活坚持下去。谢谢！ 观众３：小时候特别喜欢音乐，可是没有她那么幸运。 柴 静：你跟丁薇年龄相差不多，也曾经都有对音乐的梦想和爱好，你觉得跟她有什么相似和不同的地方吗？ 观众３：我觉得生于七十年代人最相同的一点，就是她说的价值观，对金钱、生命、人生，对自己未来都非常有自信。因为我们是从无到有，看着咱们国家从无到有，一步一步走起来的，这一代人的自信会多于八十年代的人。那么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可能会比较安于现状，比较知足。至于七十年代的人对于前途，对于自己未来的把握，没有任何人能动摇，不会惧怕任何事情。 柴 静：丁薇给自己的七十年代定名为一个充满幻想的年代，非常感谢七二年的丁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祝福你！ 柴 静：各位好，欢迎回到《新青年》演播现场，这里是生于七十年代的系列节目。首先跟我一起用掌声来请出这位嘉宾。你少年时代是什么样子？ 段云松：我小学六年级时我们学校因为要评红领巾校，所以就把我最后这一个非少先队员给入进去了，因为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影响全校的声誉。那时侯比较流行爆炸头、踢斯牛、喇叭裤、棒针毛衣。 柴 静：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是在干什么？ 段云松：那时没什么钱，就把家里给的早点钱攒下来跟人一块扯点布，我也做了一条喇叭裤，我那喇叭口差不多一尺多。学校流传一句话叫“高一有一段云松，高二有一陈向东”，我们俩是学校最淘气的孩子。所以我们俩那时候基本上领导我们学校的新潮流。高三时要考大学，从四个班里面，每个班最没有出息的那些同学成立了一个第五班，我就是班长，那时我们戏称叫“研究生班”。 柴 静：你妈妈对那时候的你，怎么说的？ 段云松：我觉得真的母亲是挺伟大的，初三考高中时有一次摸底考试，基本上再过二十天就要正式地中考了，考六门，我一共考了347分。班主任就把我妈给请去了，说他要是再少错一道题，加十三分就可以毕业了，初中可以拿毕业证，要不只能拿肆业证。后来我母亲就回家了，当时我记得我在床上躺着，我母亲就对着窗子可能在哭。因为看到我特别无所谓的样子，她一边哭一边地自言自语说，你也不好好想想明年的今天你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某一句话突然刺痛了你，刺得特别痛。所以我当时腾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当时屋里昏暗的灯光，还是因为铁窗，还是因为母亲的眼泪，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一下觉得刺痛了我。从那一天开始到中考的这二十天，我基本上没怎么睡觉，也没怎么吃饭，中考时我考了517分，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你 知道我母亲有多高兴，为这事在我家不大的空间里摆了两桌酒，请我家所有的亲戚朋友来吃饭，因为我考上高中了，这就意味着我还有机会可以上大学。 柴 静：你为什么要去王府当行李员呢？ 段云松：那时候是高中毕业以后，那时叫待业青年，我不知道观众里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状态的人，就是待业。就赶上饭店招生，我母亲想让我上她们那个副食店去当售货员，我父亲想要我到他们那去当工人，可我都不特别喜欢。一个偶然的巧合，就考上了王府饭店。在王府饭店才发现英文有多么地重要。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第一次一个外国朋友问我咖啡在哪，我给指洗手间去了。后来我们的值班经理就过来了，一个菲律宾人，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阿外诺，嘀里嘟噜地骂了我一顿。我听不懂，也不生气。后来我就问旁边的一个老同事，我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他骂你，他要开除你。哦，我说怎么一句，我都听不懂，那会才发现英文挺重要的。 柴 静：多长时间你就不再满足于这种生活？ 段云松：有一天在王府饭店十四层的楼顶上，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同事送走了一百件行李，累得满身大汗跑到楼底上去抽烟。当时我看到楼下车水马龙、高楼大厦，我就在那儿自言自语，我说早晚有一天有我自己栋楼，早晚有一天有我自己一辆车，我那傻哥们说：哎，你没发烧吧。在王府呆了五六个月时，我父亲跟王府旁边一个五衍烧烤城的老总算是一般的朋友，他听说我在王府当行李员，他就跟我父亲说，别让你儿子干了，我这缺一个副总经理。那时王府饭店出去的年轻人都能当主管、经理。后来我就犹豫了，一边是每个月四千块钱的小费，有工装，可以洗澡，有职工食堂；一边是每月六百钱。后来我自认为聪明想了个特好的招，白天在那里当经理，晚上在这边当行李员，后来我就毅然决定地辞掉了王府饭店的工作。 柴 静：可那时的你怎么知道自己能成就大事？ 段云松：我一直对自己特别自信，刚才我听丁薇讲了说七十年代的人特别自信，不管是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起码我多了一次实践的机会。 柴 静：不过你有没有想到是时代的变化使你有了现在的机会？ 段云松：那是这样的，所以我就一直想跟所有的同龄人说，只有七十年代的年轻人，你才可以亲身感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飞速地成长，今天是一片平地，明天就是一片大楼，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变化。像我们父母那一辈也赶上了，但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再去做很多事情了，可我们正好是最年轻，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受了六十年代的一些影响。又亲身体会到了八十年代这种社会蓬勃发展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很多机会。而且在这个机会里，只要是你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你努力了，我觉得不在什么机遇，只要你勤奋，就一定会有一些成就。现在我经常教育我的员工，我说假设你从有英文课的第一天，你每天只要背一个单词，你今天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翻译。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个故事跟他们讲，我说有一个人，有一天特别想爬山，从他们家的窗户看出去。说，哎，西山挺高的，然后他就全副武装，穿上运动鞋去爬西山，西山爬了一半回头一看，东山比西山还高，他又从西山上爬下去，去爬东山。东山 爬到一半，他一看北山比东山还高，又从东山下去爬北山。可这个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他也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我跟我员工讲，不管这座山有多高有多矮，它的山顶、半山腰和山脚，三个不同高度的景色也是截然不同的。种瓜一定会得瓜，种豆一定会得豆，但你如果想不付出就有收获，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应该是赶上了挺好的一个机会。后来开了茶馆之后，我就发现我喜欢茶了，我被茶四千七百年的历史深深吸引住了。我断绝了所有的朋友和兄弟们的来往，而且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喝酒，还讨厌喝酒的人，谁要喝了酒进我的茶馆我就特别地不高兴。就为这我的茶馆到现在，门口还立着一块牌子：第一条，衣冠不整者谢绝入内；第二条就是酒后谢绝入内。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特别讨厌别人来玷污这个我自己给自己创造的这么一片净土。当时我记得三个流氓去我的茶馆喝茶，踢里嗒啦就上来了，还喝了点酒。我说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是酒后谢绝入内。他就跟我说，你知道我们仨是干嘛的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仨是黑道上的。当时我就送给他们一句话，我说你们知道我是干嘛的吗？他们说不知道。我说我是茶道上的。 柴 静：你当时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段云松：一个特别安静、详和，到处充满文化的气息。还是环境改变了你，如果你能树立自己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你就不会被这个环境影响得越变越坏，而是被影响得越变越好。而且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创造一个环境来改变自己，我发现人就是这样。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特别当很多人拥戴你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能力无穷。但是如果没有人拥戴你，没有人看得起你，没有人在乎你的时候，你好像觉得自己笨笨的，其实人就是这样。那时候既然他们叫我一声“大哥”了，那我就觉得，我什么都能，我就跟他们讲，在我这儿永远没有“不”这个字，我说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只要你想做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成功。 柴 静：后边有观众，来问问他们的意见。 观众４：一个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境地，都要有两个字，那就是折腾。我觉得你这个过程，也就是生于七十年代这代人，不会像八十年代人那样，一开始就碰上很顺畅的环境。我们走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环境已经变了，这时我们就只能调整自个儿。然后在这个环境当中找到一些机会抓住，踏踏实实地干一点事。 观众５：因为我们的出生是不能选择的，今天我们的主题确实有点特殊性，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排除你已经生在七十年代，你更愿意出生在哪个时代？ 段云松：如果可以第二次选择的话，还有第二次机会，我觉得哪个年代都好，因为我特别想重活一次。 柴 静：他想体验生命当中尽可能多的可能性。段云松，你今年已经是三十岁出头了吧，三十岁对你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吗？ 段云松：如果三十岁能够凝固在这不动的话，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一晃可能马上就三十一了，再一晃就三十多了，再一晃马上就快四十了。 柴 静：你怕什么呢？老吗？ 段云松：我觉得不是怕什么，每个人都怕老，因为当你老了的时候，特别曾经你很骄傲的人，很多东西可能就会离你而去了。 柴 静：你怕失去什么呢？力量吗？青春吗？ 段云松：其实不是。有一天我在长安街上，对面有两个小学生放学了，有一个男孩特别胖，长得还特难看，但是他特高兴，抡着书包一蹦一跳，还哼着小曲。当时我就跟我旁边那个朋友说，我说如果能让我重活一次，让我变成他这样我都愿意。人总是这样，当他经历了，比如现在我三十岁了，就总是觉得如果让我再重活一次的话，我会活得比现在更好。可是你知道，很多事情可以重做一次，字写不好了，撕了可以重写一张；衣服穿不好可以重买一身；可是人的一生它过去就再也没有了，不可能让你再重活一次了。所以有时候，我也经常跟比我年龄小的讲，我说珍惜每一天，做自己想做的事，别难为自己，而且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在座的各位，包括你柴静，包括我，早晚有一天我们都有七老八十那一天。当我们躺在阳台的躺椅上，看着夕阳西落的时候，那个时候，女同志，包括柴静，我就说你，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多看你一眼，也没有一个人再多跟你讲一句话。因为你很老了，又变得很罗嗦了。可到那个时候，你一点都没有给自己留下可回忆的东西，你才是真正的可怜。不管是美好的、痛苦的、成功的、失败的、遗憾的。到了那一天，我可以翻翻我的相册，起码我的晚年可以活在幸福美好的回忆当中。我就觉得每个人都有那一天，而且真是一百年太短只争朝夕，这马上一瞬间就到了那一天，可能当我们想起事的时候，有的是后悔，有的是遗憾，有的是很可笑。 柴 静：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当中很多事、很多想法、很多变化，你妈妈在你少年时代问了你，明年今天你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现场，有没有机会听到你明年的今天做什么。 段云松：我每一年都不会去想，明年的今天我做什么。但我妈这句话一直记得，肯定会越做越好。我也会珍惜每一天，不让自己浪费一分一秒的好时光。 柴 静：你还相信和期待奇迹发生吗？ 段云松：奇迹经常会发生，只要你努力了，经常会有一些事情让你意想不到，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意外的收获。每个人都有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告诉自己，在自己这儿从来没有不，最黑暗的时候也说，明离光明不远了，再微弱的光也是刺向黑暗的一把利剑。 柴 静：不知道为什么跟段云松讲话的时候，总让我想起初中的时候的同桌，那个很调皮但是很有天份的男孩子，我现在很惦记他的下落，不知道他未来的命运。但我想在我们身边，甚至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段云松的影子。看到自己有顽劣的天性，看到自己的野性，看到自己的努力、心酸、喜悦、眼泪，还有很多东西。所以我要感谢，在生于七十年节目当中，让我们看到同龄人身上并存的我们自己。所以谢谢你！ 柴 静：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新青年》演播现场，这里是生于七十年代的系列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访问的这位嘉宾出生在七十年代初，他的职业很有意思，他是一个话剧制作人，他的生活状态也很特别，他就是袁鸿。 袁 鸿：七十年代实际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很少，但是后来通过很多文字、图像资料才发现自己是在七十年代长大的。觉得那个年代真的很不平常，很不平凡。然后八十年代才感觉到，作为一个生于七十年代的人很幸运，能经历的东西很多，它不再是一个很单一的感觉了。因为那是一个整个处于变革的时代，有一些动荡，有一些燥动，然后孕育很多新的希望。 柴 静：那么到底是什么使你和戏剧联系在一起了？ 袁 鸿：我跟戏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和在座的大家一样，在此之前没有更多的了解。我在比较小的时候看过一些排得很传统的，“嗯啊”那样说话的话剧。然后从电影里看过像电影一样的话剧，到92年时，我看了人艺的绝版的《茶馆》，那次对我震动很大，看完之后我就总感觉剧场有人在喊“于是之”。我念念不舍地走出了首都剧场，从那时开始，我就觉得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很必要，很重要的。 柴 静：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过他们在采访你，文章给我的感觉是，你是一个跟病魔搏斗过的有为青年，我不知道你对自己的看法。 袁 鸿：这个是媒体的一个误导吧，在这方面我是跟生活一直在较劲，不服气。 柴 静：你是什么时候生病的？ 袁 鸿：大概十九岁吧。 柴 静：你怎么知道自己得病？ 袁 鸿：那时候老出血，有一些预感，就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些不妙了。但医生说，只要你很乐观很积极，你可以战胜自己，因为你很年轻。 柴 静：乐观、积极和年轻，这三个词也无法完全掩盖你面对疾病的恐惧。 袁 鸿：我曾经很害怕过，我住院时透过窗户看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医院和这个城市只有一道白栅栏就隔开了，我觉得生的欲望特别强烈，生和死就隔这么一道白栅栏。你跨出去了，你就自由了，我那时想化成蒲公英随风而去，有很唯美的一种想法。 柴 静：可那时有什么能够安慰或者消解一点恐惧呢？ 袁 鸿：那时就是爱看戏，不管是听京剧还是看话剧，一看就迷了，如果那部戏不太好我就大骂，拍桌子大骂。 柴 静：时间交给你们。 观众６：那里是我的一个朋友，今天其实是我第一次知道他有这么重的病，我刚才听到说他病了，我真的心里特别特别地吃惊。他隐瞒了六年，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讲过这事，我特别特别难过。可就因为这事，我对他有另外一种敬意了。有没有回报对他来说都不是很重要的，只是这个过程让他陶醉。而且他是为之幸福的，而且他是为了这个理想在追求着。我到今天还是郑重地跟袁鸿说，我真的真的是非常喜欢你，真的喜欢你。 柴 静：来看《切格瓦拉》这部戏的很多人，都是生于七十年代的，是吗？ 袁 鸿：有三分之一，或者超过三分之一，接近二分之一吧。 柴 静：你从他们的眼睛当中，掌声当中，看到和你相似的地方了吗？ 袁 鸿：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是对生活，或是对社会抱有很深的感情，很愿意积极进取。我们想到的，他们也想到了，只是我们表达出来了，用戏剧这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但是也有生于七十年代的人特别不喜欢的。 柴 静：为什么不喜欢？ 袁 鸿：他们就觉得你们是作秀吧，就用这种比较理想主义的光环。 观众７：有三分之一的观众是生于七十年代的人，在这里边粗略地分有两种。一种是像你一样，包括我们，可能都会非常地激动、非常地有感触；但另外还有一些人就有批评。同样是七十年代的人，在认识上有这么大的分歧，原因在哪里呢？ 袁 鸿：这个不怪某一个人，这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这个大时代，思想是多元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大家都会产生，这不足为奇。但只是我们能够有比较明晰的共识，我觉得大家最好还是对真善美有追求，就不要以丑为美。 柴 静：《切格瓦拉》这部戏对你来讲有特别的意义吗？ 袁 鸿：有特别的意义，它让我坚定，更坚定更执着。 柴 静：坚定于什么？执着于什么？ 袁 鸿：坚定于我以后不管有多困难或不管有顺利，都要尽最大的努力。 柴 静：现在我们可以问你了，你在话剧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袁 鸿：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自己也会把自己称作是茶水、剧务，也可以当道具。 柴 静：那么这种感觉，这种琐碎的感觉没有磨损你理想主义的热情吗？ 袁 鸿：一直在磨损我，一直在考验我，每一天都在下决心，是不是要和现在的生活作一个诀别。 柴 静：最戏剧化的是什么时候？冲突最强烈的时候？ 袁 鸿：最强烈的一次是《切格瓦拉》剧组去南方巡演，郑州到广州的火车上。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在这中间任何一个小站，我就下车消失算了，我从此和戏剧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在开封的演出有将近一万观众看，我非常震动，但我觉得，那掌声带给我非常多的是压力，再有这样的盛况不太可能。我说我敢挑战我自己吗？也有很多事情困扰我，但是我没有下去。到了广州只有两天时间，也是一穷二白，什么东西都没有，就采取了最下策。那我们还是去工地上找东西布置舞台吧，去搬的时候，我们满身都是土。往剧场运的时候，剧场后台的工人特瞧不起我们，真的。说这帮人哪是演戏的，简直是捡破烂的。后来彩排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剧场后台的工人就对我们这个剧组特别尊敬了。 柴 静：在你拉着竹条在尘土飞扬的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自己说，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 袁 鸿：因为我觉得从戏剧舞台上和观众的交流当中，我选择这样的生活是对的。 观众８：在这样一个话剧不是很景气的时代，有袁鸿这样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去做的人，我非常地欣赏。下面我有几个小问题。刚才从你的讲述和观众很多热烈掌声中都能感受到，大家觉得你和你所制作的《切格瓦拉》都有一种理想主义、坚韧不拨的精神。你认同吗？ 袁 鸿：我认同，但是切格瓦拉要传递的远不止是理想主义，它只是一部分，我们以前在排这部戏的时候，在写剧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主旨，给演员或者剧组别的人宣读的时候。我们就说，实际上格瓦拉想说的就是两句话：人不可以欺负人，人不可以势力眼，这才是我们想说的。 柴 静：很朴素，袁鸿，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一个需要很热烈地活着的人。 袁 鸿：那倒不是，我刚才跟段云松说，我特别喜欢坐茶馆，我很喜欢宁静致远。但我觉得，现在需要我热烈。 柴 静：谁需要你？ 袁 鸿：我自己，我需要自己热烈，我觉得热烈之后你才可以问心无愧地平淡。 柴 静：可是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追随你们而去的人，那些在台下给你们掌声的几千上万的人，那些掌声可能不是给你的。 袁 鸿：对，不是给我的。但是我觉得在中间，我自己会身不由己地，或者是很不自觉地从这一块上划一小块，说这一块是我的。 柴 静：你觉得你是在为谁做这件事。 袁 鸿：首先是为我自己。我觉得，因为我热爱它，我热爱戏剧，然后也非常热爱许多热爱戏剧的观众。 柴 静：那么话剧有没有给你自身的命运带来改变呢？ 袁 鸿：我觉得各方面都有吧，至少我自己变得很纯粹。面对物质我没有自卑的心理，面对困难我没有被吓倒，这就是话剧带给我的最大的收获。在开封演出时，我的手开始渗血，可能是下午四五点吧。在开封我又找不到可以信任的医院，我就自己吃了药，然后我比较早地去了剧场，就把演出准备好，舞台各个部门是不是到位了。找了一个比较好的座位坐在那，听开场铃响起，听开场歌唱起，然后我就跟着台上的演员一起。我觉得那一场，我自己和他们一起完成的一部戏。在戏结束时，剧场里掌声像波浪一浪一浪涌向舞台时，那时候我觉得我没什么健康问题了，我的状态特别好。 柴 静；所以请原谅我要问你这个问题，就是那一瞬间，你是不是感觉我可以死而无憾。 袁 鸿：对，我觉得是死而无憾了，真的。 柴 静：为了这一瞬间，可以忍受很多东西，是吗？ 袁 鸿：对，可以忍受。因为实际上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出去巡演，也是我感觉到戏剧界的，或者说观众是很热爱，我们这部戏，我们在抒发大众的情感。 柴 静：你刚刚说到大众的情感，很多人会对你有质疑的理由，一个出生在七十年代的人，怎么会对大众有情感。 袁 鸿：实际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的，我觉得实际上，我们走路不是那么匆忙，或者得匆忙的情况下，很小的事情你也能够激起人起码的同情感，善良和良知总有吧，正义感总有吧。你看见不好的人、不好的事情，你总会有自己的反感中，我觉得这就是大众的情感，不要说我们没有。 柴 静：你有过那种真正的悲天悯人的情绪。 袁 鸿：悲天悯人可能达不到，只是说我会看事情，或者想事情的方向跟大家有一些差异。如果说我们把台下的人比作大众的话，我不是从台上看下去的，我可能是坐在中间跟大家一样左顾右盼，这样在看的，我也是身处其中的一员。 柴 静：这部戏改变了你看这个社会和人群的角度吗？ 袁 鸿：我觉得我就首先是热爱生活，很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身边平凡的人。有一次在一个戏剧研讨会上，有一个导演说你既然只有三万块钱，三十万块钱你就不要搞戏了。我说我只有三分钱我也要做话剧。因为我觉得实际上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要很乐观地去面对它，很忽视它。 柴 静：是，这些我们都了解。但我想，在你做着你认为很值得付出激情，很理想主义的事情时，有时候走在大街上，走在很庞大的北京城市里，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卑微。 袁 鸿：一直就很卑微，像我现在逛商场，或者在人流比较多的街头，我就觉得挺手足无措的。我好像不太适应，一直都不太适应。但有的时候我很适应，人很多的时候，比如说观众挤满了剧场，我特别适应，人潮汹涌那个能适应。 观众９：我觉得我们和他是差不多的，都存在一种激情，对生活都有一种渴望。 柴 静：但是你觉得你会像他那样经历过很多事情后，仍然把经坚持下来吗？ 观众９：我觉得我可以的。 袁 鸿：我今天感觉特别高兴，不是因为没有反对我的人，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能够有一些共鸣，能够比较好地沟通。因为可能换一些场所，换一些人的话，他们可能会说，你不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激情一点，理想一点的人而已吗。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要装扮自己，我和大家一样，太普通了，只要普通人都可以做，那些明星大腕做的事情，只要我们做了，努力去做了，会比他们做得更好， 这就是我一直要做的原因。 观众10：作为七十年代人而言这一代人、这个群体，他们身上的特性会对他们走入社会以后有什么帮助？ 袁 鸿：不要功利，要长远一点地来看自己的人生，比较长远一点地来计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不要浮躁。实际上我对现在很多“生于七十年代作家”的有一些说法是不太舒服的，他们是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比如他们很公然地打出旗号来，说自己是什么“下半身”诗社，为什么要忽略人的上半身，要发达下半身，这把人变得很物质化。 观众10：但是就我而言，面对 后的生活和工作，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在我面前，我必须屈服。是不是就是我他们所说的那一种，七十年代人的弱点。 袁 鸿：七十年代的人很少愿意妥协的。 观众10：可是我觉得，七九年或者说七十九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生的这一群人，我有时候困惑自己，究竟应该属于七十年代的人，还是属于八十年代的。 袁 鸿：做你自己，认真做，不要想“生于七十年代”就有多风光。比如说，现在我也在网上写东西，或者说我也出了一本小说。我就马上说，我也是七十年代作家，你们怎么不把我出算进去。没有必要，就自己做自己，努力做，认定了就做，就行了，就不要把自己划到一个特别的圈子里，我们不要一味地牢骚或埋怨，而是要自己很积极地去做，就做一个正直的、善良的、有良知的一个人。 观众11：我觉得物质很重要，但物质放在第二位。刚才听了三位嘉宾的发言，我感觉到七十年代，这个时代给人们构筑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自信与坚强。 柴 静：那么袁鸿，活着的内容当中，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袁 鸿：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 柴 静：每个人都是自由独立的生命体，但我还是想，像你从自己身上有没有看到可以为生于七十年代命名的某种特质。 袁 鸿：永远自信、永远青春、永远积极、永远进步。 柴 静：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有很多人从纸媒体上、从网上、从电视上、从广播里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们七十年代是怎样的一代人。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物质的、他们是充满欲望的、他们是飘一代。所以我们今天才郑重地坐在这里，以七十年代的名义召集每一个人，试图命名、讨论和思考我们这一代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代人。今天的访问当中，三位嘉宾已经告诉我们，出生于七十年代人是怎么样一代人。而且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我们是这样一代人。所以谢谢他们！也感谢您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