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沉默在尖叫

柴静／文

打一个女人，用刀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的眼睛，用枪抵住她的后背，强暴她，侮辱她的姐妹，扼杀她的孩子。他可以这么做，甚至在众人面前这样做，而且不会受到惩罚——仅仅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我们站在安瑞花的家门口，院子里码放着几百只空的酒瓶子，一半埋在肮脏的雪里。卧室三年没有人住了，像个废墟。十几年，这曾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最隐秘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儿。
她从不反抗，直到孩子受到威胁。
她杀了他。二十七刀。
到过现场的警察说，死者的眼睛睁得很大，脸上都是“难以相信”的表情。
是风声吧，让空屋子听上去像在尖叫。
婚姻，这是人类生活最亲密的一个部分，为什么会给人和人之间带来最残酷的伤害？这是个很常规的问题，是的。爱伦堡说：“石头就放在那儿，作家的任务是不仅要让人知道它，还要让人感觉到它。”我想触摸到人的心灵，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灵。
正月里，采访豆小花她妈的时候，老太太情绪激动，一再问我：“你能不能让我的女儿回来？”
豆小花的故事跟安瑞花如出一辙：长期的家庭虐待，最后终于爆发，丈夫被用铁棍打死。
在摄像机的注视下，我蹲在那儿看着她无法作答，心想再让她按这样表达一二句就可以了。她的声音越来越激动，电光石火间，我想起她给我看过她的药：“您别激动了，心脏不好。”语音未落，就看见她从小板凳上朝后一仰。
众人乱作一团，我止住那些想抬她的人，从她口袋里找出速效救心丸，放了五粒在她嘴里。
可是她已经完全无法吞咽了，最可怕的是她的眼睛，已经一点生命气息都没有了。那一刻我跪在冰冷的地上，扶着她僵直的身体，心想她已经死了。（我将成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个把人“采死”的记者，天啊?选）
抬头一看，没有人性的李季和李宏卫啊，还在拍和录呢。幸好过了五分钟，老人终于缓过来了，被扶进了屋里。要命啊?选
“发作的时候你怎么办？”我问豆小花的女儿。
“去找邻居。”十三岁的小女孩说。
死去的男人，失去自由的女人，留下的就是这样的家庭，老的老，小的小。
事实上，在恶劣的条件下，老人病了就躺在床上等着死去。孩子则从来不和外人接触，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连去一趟监狱看妈妈的钱都没有。
但是孩子会长大，会有自己的家庭——那会是什么样子？
安瑞花的女儿说：“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他们只有暴力。”
她的哥哥十九岁，出事后就离开家。没人知道他跟什么人在一起，睡在哪儿，吃什么。
他的将来又会发生什么？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所以我们一集一集地做青少年问题的报道。
没有完，完不了。
从《双城的创伤》、《心灵的成长》、《网瘾少年》到３月初播出的《女子监区调查》，以及紧跟其后的这期的青少年犯罪的节目，我一直想知道，在中国社会里，家庭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单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对于道德和爱的理解，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和人的影响下形成的？
都是些让人心颤抖的发现。
我见到了丈夫可以残害妻子的家庭；当爸的可以十年来不跟儿子说一句话的家庭；当妈的可以用最恶毒的语言羞辱自己亲生女儿的家庭；还有可以对服毒被救的孩子说“你怎么不死了呢让我省心”的家庭；还有在一个孩子１１岁离家出走之后，把他的东西全都扔掉，再也不去找他的家庭；还有可以把孩子径直送到精神病院里关起来，仅仅因为他上网成瘾的家庭；可以教会儿子抽烟喝酒仇恨别人的家庭……
我想知道，谁给了那些父母这些权力？他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我很喜欢美国一个写恐怖小说的作家斯蒂芬。他是美国最富有的作家，但他总是埋头在他的屋子里不断地不断地写。“一个故事好像总在向你喊叫，”他说，“直到你把它写出来。”说出来一个故事，也许你就获得短暂的安宁。
但是在《沉默的羔羊》的结尾，那个吃人狂老霍普金斯在出逃之后，写了一封信给年轻的女警探。“要获得神圣的宁静，你得一次又一次地去争取。”他继续写道，“因为鞭策人前进的是困苦，看到困苦，困苦就不会有尽头，永远也不会有尽头。”
                                            

                                                 （转自《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