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４月２８日夜，北京下起了雨，心里开始有了一种宁静的感觉。从２０日拍摄进入“非典”隔离区以来，到今天身体还没有出现异常情况。２５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了我进入“非典”隔离区采访的节目。
面对死亡我并不恐惧
４月中旬，我刚调到“新闻调查”，手续还没有办完，一天晚上制片人打电话时试探性地问我想不想做一期非典型肺炎的节目，话里有一点犹豫，我当时觉得非常兴奋，很痛快地答应了。挂了电话后又给制片人发了个短信，希望他明白我的迫切愿望。制片人打来电话让我开会。就这样当晚和编导、摄像把拍摄方案订了下来，编导开始联系医院和专家。
当时心里本能地就想做这期节目，作为记者，在这个发生大事的年代，处在风暴的中心，能够在现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我只想去看看，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记录是一种本能的欲望，想看发生了什么，想让大家知道。
我连续三天６次进入隔离区。面对疾病，并没有感觉到恐惧，相反，感到的是愤怒，对病毒的憎恨。在拍摄病人转院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人被病毒破坏了原来的生活，心里无比的愤怒，就像拳击，有强烈的回击愿望。医生、病人对待疾病的坚强，就是漂亮的左勾拳。
每次进入隔离区采访，摄制组都做了很好的防护措施。要先穿上一次性的全封闭隔离衣，戴上双层的橡胶手套，再套上外层隔离衣，戴上护目镜、２４层的专用口罩和鼻夹，脚上套上鞋套。采访完以后出来把防护衣一层层剥离，用酒精洗手消毒。在此期间，我们摄制组专门住在宾馆，不与外界接触。房间用紫外线灯、消毒液消毒，整个楼层没有其他人，我们走专用电梯。整个节目制作期间，我都是通过电话和外界联系。
采访的过程也是一个内心世界不断探索的过程。有一个主任医生就对我讲，他做的是取患者口鼻分泌物的工作，非常危险，他也很恐惧，但是面对病人的时候没有丝毫显露，直到有一天他觉得抗不过去了，就跟另外一个医生说，你把温度计拿来，我去给患者量体温，其实是给自己量，一连量了几次都不准，最后终于测得正常，他镇定下来。外人很少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
在协和医院，有６个年轻的护士，休息的时候在半隔离区听她们讲救助病人的故事。有个女孩是皮肤科借调的，以前都没见过死人，这次却要给死者收拾。她们讲这些的时候都很平静，可以说这次经历改变了她们。
我在２８日做检查的时候并不担心，但却挂念那几个护士，挂念那些医生和病人。就是他们的坚强，让我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感染着我，让我也有信念。我想，就算是万一被病毒感染了，我也要拿上ＤＶ摄像机，继续记录，直到最后一刻，在这个关口，面对死亡我并不恐惧。
我们肩并肩地在一起，共同渡过难关
这次跟我进隔离区采访的是编导张天贺、摄像王小鹏。佑安医院以前没有记者进去过，张天贺和院方交涉，表达了我们的诚意，这样，在保证经过所有消毒措施之后，我们顺利进入病区采访。
在隔离区里面，我们相互之间配合非常默契，需要拍什么，只要一个眼神，摄像师就会去做。像节目最后一个镜头，摄像师从患者的脸部特写摇到了窗外北京春天的绿色，这就是我们要表现的希望。
在采访中关键是时机不好碰，抢救病人都是紧急的事情，没人会等我们，我们就在医院等，穿好防护衣，只要救护车出去，我们就跟着去拍。
拍摄完以后，我们把所有的素材交给前期没有直接参加采访的后期编辑，同他进行电话沟通，由他编节目。我一直很担心，因为节目里面有一种紧张的气氛，怕不能正常播出，结果中心主任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节目非常不错，在“新闻联播”做了预告。我听了非常高兴，因为一般审节目都是制片人决定的。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都在看，不断有电话打进来，我就把手机关掉，直到节目播完，我紧紧握住编导和摄像的手，向他们和录音师刘昶表示敬意，当灾难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曾经患难与共。
经过这次采访，我对记者职业的认识有了变化，以前我是在演播室做主持人，跟嘉宾谈宏观形势、社会问题，没有到现实中接触过灾难和死亡。而这次采访经历，我是去看、去听、去触摸，用感观记录着世界。在拍隔离区的时候，有三个女孩刚刚被隔离，其中一个还拿着当天回家的火车票，她问我能不能帮她把车票卖掉，我说不出话来，只想让她们看到我的眼睛，让她们感到安慰，相信这会过去的。当时我觉得做什么样的记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别人做点什么。在医院里，我跟医生、护士、病人、消毒队员，跟我见到的所有人相约，等疾病过去了，一定去看他们，因为我们曾经肩并肩地在一起，共同度过难关。
２９日上午，等身体检查结果出来，如果没有问题，我就马上进入下一期节目，计划都已经做好了，内容是对“非典”时期人的认识，我现在要做关注人的节目，做人的内心调查。如果需要的话，还会去隔离区做采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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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死亡我并不恐惧
４月中旬，我刚调到“新闻调查”，手续还没有办完，一天晚上制片人打电话时试探性地问我想不想做一期非典型肺炎的节目，话里有一点犹豫，我当时觉得非常兴奋，很痛快地答应了。挂了电话后又给制片人发了个短信，希望他明白我的迫切愿望。制片人打来电话让我开会。就这样当晚和编导、摄像把拍摄方案订了下来，编导开始联系医院和专家。
当时心里本能地就想做这期节目，作为记者，在这个发生大事的年代，处在风暴的中心，能够在现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我只想去看看，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记录是一种本能的欲望，想看发生了什么，想让大家知道。
我连续三天６次进入隔离区。面对疾病，并没有感觉到恐惧，相反，感到的是愤怒，对病毒的憎恨。在拍摄病人转院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人被病毒破坏了原来的生活，心里无比的愤怒，就像拳击，有强烈的回击愿望。医生、病人对待疾病的坚强，就是漂亮的左勾拳。
每次进入隔离区采访，摄制组都做了很好的防护措施。要先穿上一次性的全封闭隔离衣，戴上双层的橡胶手套，再套上外层隔离衣，戴上护目镜、２４层的专用口罩和鼻夹，脚上套上鞋套。采访完以后出来把防护衣一层层剥离，用酒精洗手消毒。在此期间，我们摄制组专门住在宾馆，不与外界接触。房间用紫外线灯、消毒液消毒，整个楼层没有其他人，我们走专用电梯。整个节目制作期间，我都是通过电话和外界联系。
采访的过程也是一个内心世界不断探索的过程。有一个主任医生就对我讲，他做的是取患者口鼻分泌物的工作，非常危险，他也很恐惧，但是面对病人的时候没有丝毫显露，直到有一天他觉得抗不过去了，就跟另外一个医生说，你把温度计拿来，我去给患者量体温，其实是给自己量，一连量了几次都不准，最后终于测得正常，他镇定下来。外人很少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
在协和医院，有６个年轻的护士，休息的时候在半隔离区听她们讲救助病人的故事。有个女孩是皮肤科借调的，以前都没见过死人，这次却要给死者收拾。她们讲这些的时候都很平静，可以说这次经历改变了她们。
我在２８日做检查的时候并不担心，但却挂念那几个护士，挂念那些医生和病人。就是他们的坚强，让我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感染着我，让我也有信念。我想，就算是万一被病毒感染了，我也要拿上ＤＶ摄像机，继续记录，直到最后一刻，在这个关口，面对死亡我并不恐惧。
我们肩并肩地在一起，共同渡过难关
这次跟我进隔离区采访的是编导张天贺、摄像王小鹏。佑安医院以前没有记者进去过，张天贺和院方交涉，表达了我们的诚意，这样，在保证经过所有消毒措施之后，我们顺利进入病区采访。
在隔离区里面，我们相互之间配合非常默契，需要拍什么，只要一个眼神，摄像师就会去做。像节目最后一个镜头，摄像师从患者的脸部特写摇到了窗外北京春天的绿色，这就是我们要表现的希望。
在采访中关键是时机不好碰，抢救病人都是紧急的事情，没人会等我们，我们就在医院等，穿好防护衣，只要救护车出去，我们就跟着去拍。
拍摄完以后，我们把所有的素材交给前期没有直接参加采访的后期编辑，同他进行电话沟通，由他编节目。我一直很担心，因为节目里面有一种紧张的气氛，怕不能正常播出，结果中心主任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节目非常不错，在“新闻联播”做了预告。我听了非常高兴，因为一般审节目都是制片人决定的。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都在看，不断有电话打进来，我就把手机关掉，直到节目播完，我紧紧握住编导和摄像的手，向他们和录音师刘昶表示敬意，当灾难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曾经患难与共。
经过这次采访，我对记者职业的认识有了变化，以前我是在演播室做主持人，跟嘉宾谈宏观形势、社会问题，没有到现实中接触过灾难和死亡。而这次采访经历，我是去看、去听、去触摸，用感观记录着世界。在拍隔离区的时候，有三个女孩刚刚被隔离，其中一个还拿着当天回家的火车票，她问我能不能帮她把车票卖掉，我说不出话来，只想让她们看到我的眼睛，让她们感到安慰，相信这会过去的。当时我觉得做什么样的记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别人做点什么。在医院里，我跟医生、护士、病人、消毒队员，跟我见到的所有人相约，等疾病过去了，一定去看他们，因为我们曾经肩并肩地在一起，共同度过难关。
２９日上午，等身体检查结果出来，如果没有问题，我就马上进入下一期节目，计划都已经做好了，内容是对“非典”时期人的认识，我现在要做关注人的节目，做人的内心调查。如果需要的话，还会去隔离区做采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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