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梦缘 · 发布 2004-09-18 00:10 · 回复 2 · 阅读 5295在线收看：
【调查者】
总制片人 梁建增 赵微
制片人 张洁
策划 柴静
编导 王猛
摄像 王小鹏 陈威
录音 刘昶
责编 余仁山 李长胜
合成 郑曼茜 刘昕
【调查对象】
朱继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
席晓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
吕厚山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
患者 曾在天井中输液感染SARS病人
雷斌 隔离观察的人民医院天井护士
康亚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放射科医生
徐国英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
牛小秀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总务护士
曾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
柴静：今天回头想起来，当时宣布人民医院隔离，你心里有什么感觉？
朱继红：按当时的客观情况来讲，大家都是认可的，包括一线的医护人员，都是认可这个决定的。说那也是为了保护他们，保护我自己，保护我的同事。
２０多天前，我们曾在人民医院急诊科门前纪录了当时从这里转运非典病人的过程，现场的情况触目惊心。
朱继红：救护车来的时候，从我们的院领导，到我们一线的医务人员，真是欢呼雀跃的心情。确实对这些人来讲，是一种解放了的感觉，因为从今天起，我们不再受SARS苦了。
到４月２４日隔离时为止，人民医院共有非典确诊及疑似病人２０５例，其中包括７６名本院医护人员。
柴静：如果人民医院不隔离会怎么样？
朱继红：不堪设想，我想感染的医护人员的数和病人数跟现在不是个倍数的关系，应该是个几何的。
柴静：4月22号，我们的摄像机在这里记录下了人民医院SARS病人转院的过程，现场看到的大规模感染让人震惊。两天之后，这家医院被宣布正式隔离。官方的消息说，这里是SARS的重要疫源地。在人民医院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5月17号，人民医院宣布解除隔离后，我们进入现场，展开调查。
人民医院是一家拥有８５年历史的著名三级甲等医院，医疗条件和就诊人数都在北京市名列前茅，然而在这次非典袭击中该院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其中位于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４月５日，这里收治了一名叫秦玉馥的北京患者，这是人民医院目前可以确认的第一例非典病人。
朱继红：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情况吧。
柴静：4月5号第一个病人来的时候，是从这儿进的吗？
朱继红：肯定是从这儿，这是我们急诊唯一的入口。
柴静：4月5号，秦玉富送来人民医院的时候，你们给她的诊断是什么？
朱继红：秦玉富她是64岁的女性，她的主诉是因为乏力两周，头晕、 腹泻一周，晕倒一次，两小时以前晕倒一次。因为这个到医院来就诊的。
柴静：当时这个病人送来的时候，是您接诊吗？
朱继红：不是，席晓芳医生。
席晓芳：后来这很奇怪嘛。当时有拉肚子，但是腹部查体也没什么阳性体征，就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会低血压，就说拉肚子好像一天一到两次，也不至于拉成低血压状态。然后我跟她对话的过程中，我觉得她好像有气短，我就问她，我说你觉得憋气吗？她说不憋。
然后她儿子就在旁边补充说，我们主要想来检查一下脑血管病。说怕瘫了嘛，说想看一下。我说因为他有这个主诉，肯定就是先考虑是不是有脑血管病方面的问题了。
但是接下来的检查，却让医生们大吃一惊。
席晓芳：我记得4点钟的体温是38。那会儿片子，胸片，那个血气、血象已经都回来了。一看她的胸片，两肺感染这是很明显的，就是说肯定是双肺，比较大面积的肺部感染了。这时候看见她片子，当时首先想到就是SARS了。后来我马上追问她的接触史，问家里有没有得过非典的呀，说没有。然后说最近一两周之内有没有接触过发烧的或者是肺炎的病人，说也没有。然后去没去过外地，就是有没有离开过北京。她也说这些都是予以否认的。
朱继红：当时就想没有接触史，因为当时北京是没有一例原发病例，当时的条件下，我们是不能够下这个疑似的诊断。
此时虽然距北京出现第一例非典患者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但是在报告中却还没有一例原发病例，在这种情况下，秦玉馥没有被立即确诊。
柴静：你当时给她的诊断是什么？
席晓芳：就是诊断是一个重症肺炎，所以就是说暂时只能按普通肺炎，重症肺炎处理，就是密切观察。
柴静：当时秦玉富送来之后，先是安置在哪儿了？
朱继红：先是安置在这个房间，就是我们的一个抢救室。
柴静：是哪张床？
朱继红：就是这张床，我们可以看到。
记者：靠窗的这张？
朱继红：对，靠窗的这张床。
柴静：当时抢救室里面还有别的病人吗？
朱继红：有，我们的抢救室永远是满的。应该是有四个病人吧。
柴静：当时这三个病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病人？
朱继红：我的印象当中是有一个心功能不好的，有一个脑血管病的神经科的疾病，还有一个是肾科的。
两天之后，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官员赶到了人民医院
朱继红：通过她的家属的发病，被CDC给发现了。
柴静：CDC怎么通知你们的？
朱继红：说他们家里先她一个人，四位发病了。她曾经去过另外一家医院，探望过病人。
柴静：之前这一点，那人一直没有向你们透露？
朱继红：一直没有说。我们反复地追问，但她一直没有说这个情况。当时也有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医院不太愿意看发烧的病人。或多或少，病人在就诊的时候有一些顾虑，可能和这有关系。
得知真相后，急诊科马上把秦玉馥撤出了抢救室。
朱继红：秦玉富在确诊之后，是放在这个房间了。这个房间当时是个废弃的房间，说有一个空间，可以跟别人隔离起来，就是为了隔离的目的，把她单独隔离了。
柴静：单独隔离了？
朱继红：对。
柴静：后来秦玉富被确诊之后，这个病房里原来跟她同住的这几个病人，撤到哪儿去了？ 怎么安排的？
朱继红：因为这个抢救室的病人，周转是非常快的。就是他稳定了之后，抢救室是个稳定室，就是说生命体征稳定之后，我们都应该从这儿转出，这是我们的一般的原则。这些病人就会等相关科室有床之后，就会收到相关的科室。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秦玉馥到人民医院的就诊情况：４月５日她入住抢救室，同室还有三位其他病人。４月７日，她被单独隔离，而和她曾同住一室的一位心脏病人被转入心内科。后来，这位病人被确诊感染非典，在抢救他的过程中，心内科有十一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吕厚山：当时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整个来讲，发生了特别，是天天喊狼来了，但是这个狼什么样，它吃人吃的怎么样，真的不知道，没有人能够下结论，从上到下，大家都是措手不及。
十几天后，秦玉馥在人民医院死亡；但非典由此开始频繁光顾人民医院；４月８日，就在秦玉馥刚刚隔离地第二天，她的弟弟也来到人民医院急诊科。
朱继红：第二天，4月8号，她的弟弟秦勇，当时来了之后，我们已经知道，她的SARS的机会很大，或者她就是SARS病人。她是看了几家医院之后，到我们这儿来的。那么就是说，把这个台子撤到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个地方放了一张床，把这几个屏风给挡一下，把他放在这儿。我们当时已经实在是没有地方可用了，至少对我而言是没有地方，没有一个可以隔离的地方了。
吕厚山：我是说24小时之内，无论如何建一个隔离病房，把这个病人搁进去。不然的话，在这儿的话就麻烦。结果我们花了22小时，把原来本来今年9月份应该拆掉的盖新楼的一个洗衣房，我们就改成隔离病房了，就把病人搁进去了。
记者现场：4月10号，秦玉馥和她的弟弟终于被转进了SARS病房，但是已经晚了。她曾经呆过的抢救室已经被污染了。其中一位患心肌梗塞的病人三天之后被转入病房。在被抢救的过程中，又感染了11位医生和护士。在秦玉馥转入病房的第二天，又有6位护士倒下去了。
４月９日，经过二十二个小时的紧张工作，人民医院将已经废弃的洗衣房改造成了有七张床的ＳＡＲＳ病房准备迎接ＳＡＲＳ的挑战，各科室也开始抽人进入这个当时看起来最危险的地方。
朱继红：急诊科肯定是要去人的，急诊科因为这些病人大部分是从急诊科来的。
柴静：急诊科谁去？
朱继红：急诊科我就安排我去了。当时在人们的心目当中，SARS病房还是一个比较艰苦、比较危险的一个地方吧？
第二天，4月10号，急诊科一次又有4位护士发烧倒下。这是人民医院第一次大规模感染。
朱继红：4月10号，突然有四个护士同时发烧了。同时发烧，并且他们是在同一个岗。
柴静：哪个岗？
朱继红：就是在天井，也就是我们正式的名字，应该叫急诊留观室。
朱继红所说的天井，位于急诊科与门诊大厅之间的通道里，正是这个地方日后成为了人民医院最大的一个疫源地。
柴静：这个病房多久没打开过？
朱继红：什么时候关的？4月17号晚上12点20。这是基本上保持了4月17号晚上的原貌。在这个空间里，放了27个躺着的病人，还有时常不断地人来人往地在这儿输液的30个病人左右，就有50来个病人，多的时候可以60多个。
柴静：我在这个空间里头没有看见窗户，为什么呢？
朱继红：这个地方是个天井。所谓的天井就是四周都是建筑物，然后中间有一个空地叫天井，上面加了个盖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柴静：这里就是人民医院这次大规模感染的重要疫源地，被称为天井的地方。之所以被称为天井，是因为这里本来是四周楼群中的一块空地，但是周围过来急诊的病人过多，医院在这里盖了一个房顶，变成了一个临时留观室，四周没有一扇窗户，所有的通风，只能依靠房顶的换气扇来完成。
４月１０日，在天井里值班的护士中有四位因感染ＳＡＲＳ而倒下，而这仅仅是天井非典感染事件的开始，那么究竟病毒是如何进入天井的呢？在离天井不到５０米远的地方，就是人民医院可以确认的第一例非典患者曾经呆过的抢救室。
柴静：秦玉富当时被确诊之后，你们这些曾经跟她接触过的护士跟医生，有没有被隔离？
席晓芳：没有被隔离。
柴静：你们还在继续地治疗，跟照顾其他的病人？
席晓芳：对。
柴静：从急诊室来讲，你们活动的这个范围有多大？
席晓芳：就是说各是各的，就是特别是护士嘛，他就是抢救室是抢救室的，监护室是监护室的护士，天井是天井的护士，这样的。
柴静：像你这样的大夫呢？
席晓芳：我们大夫一般也是相对固定。
柴静：后来急诊科第一批医生跟护士倒下的时候，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没接触过秦玉富，因为当时知道她是非典了，他们都没接触过这个病人，我们抢救室的护士都没事儿，怎么会他们先病了呢？
那么病毒究竟从何而来呢？
柴静：当时除了秦玉富之外，你们还有没有接触新的病人？
朱继红：秦玉富应该是第一个被我们自己所确诊的病例。第二个被我们确诊的病例就是赵明，他也是4月5号来的，但是他因为病情比较轻，他就是到了普通的输液室，就是我们所谓的天井的那个地方。
柴静：他在天井呆了多久？
朱继红：呆了一晚上，4月5号一晚上。
据医生们回忆，由于当晚天井内病人较多，所以赵明是在这排椅子上坐着输完了液。
柴静：一个SARS病人在这个地方，观察一个晚上，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朱继红：他有可能传给别的病人。
柴静：4月10号，你们发现有四个医护人员在这儿感染之后，在这儿住的其他的病人，有没有出现感染的情况？
朱继红：我想肯定会有一部分病人，在这期间本来是因为看别的病留观的，最后在这个空间里边感染上SARS，我想肯定是有这种可能的。
记者现场：在这个被称为天井的留观室里，一共有27张这样的病床。平时床与床之间的距离大概只有70公分左右。除此之外，还有20多张输液椅。从4月5日到4月17号，每一天，这里都住满了病人。
5月30日,在北京地坛医院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一位曾经由人民医院转送至地坛医院治疗的非典患者。如今这位患者已经出院。4月11日晚上，这名患者曾在天井里输液。
柴静：你去人民医院的时候，当时在急诊看到是什么情况？
患者：输液大的屋子里没有地了。
柴静：你进去时候戴口罩吗？
患者：没戴口罩，那会儿还没戴那会儿。
柴静：有人提醒你吗？
患者：没有。人民医院就没有一个护士说进来戴口罩，没有，这个没有。
柴静：你在那儿输液输了多长时间？
患者：我输一瓶佐克，将近40 50分钟吧，两瓶佐克得两个小时。一瓶青苔连，500的大塑料袋一袋。我那一袋能打三个小时，也就是说将近五个小时吧。
5月26日，我们又在人民医院住院部见到了已经治愈出院，正在接受隔离观察的天井护士雷斌。
雷斌：我怎么也会得上这个病呢？真是意料之外。因为我4月9号从家走的时候，真的一点准备都没有，我就背着书包，我觉得我上医院看看就得了，没想到从4月9号一直就没回去过。
柴静：想没想过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感染了？
雷斌：可能就是在上班的那会儿，因为那会儿上夜班，发烧的病人特别特别地多，但是我也没听说有确诊的SARS的病人。所以```
柴静：在你值班前几天，天井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发热的病人，是这样吗？
雷斌：对，有发热的病人。对，挺多的。
在天井的会诊室里，至今保留着当时天井内病人的病情单。
朱继红：这是当时仍然在天井的病人的名字，还有放在楼道的病人的名字。我们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信息就是说，我数了一下，应该是22个病人，总共写在这上面的，黑板上的是22个病人，我们可以看到不发烧的病人，只有一、 二、 三，只有这三位是不发烧的，剩下19位病人都是发烧的，或者说更多的直接就是肺炎的。
柴静：这说明什么呢？
朱继红：当时都写肺炎，不写SARS这个字，忌讳说这个词。当时我们都写的是肺炎，实际上这些病人就是SARS病人。也就是从我们这儿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我更愿意把这个地方称作为一个SARS病人的聚集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倒下的比别的科室要多的原因吧。在我们这些确认的200多例病例里边，大部分都是从我们这儿来的，从我们这儿走的。
柴静：为什么最后发生了不直接接触病人这些科室也发生了SARS的感染情况呢？
朱继红：那是和这个病人数太多有关系的
柴静：人民医院的情况仍在继续恶化。天井这个最大的传染源正在辐射。因为人民医院的门诊和急诊是相通的，如果我是一位感染了SARS的发烧病人，我只需要走短短的五十米，大半个门诊楼就被污染了。而更要命的是这里的建筑格局，所以每一个来看病的病人都必须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去检查，那就是放射科。
柴静：4月5号之后，你们有没有发现来这儿拍胸片的病人的人数有变化？
康亚东：4月5号以后，拍胸片病人比过去相对多一点，也感觉到肺炎的病人多了，但是我们不能说是SARS。
柴静：那个时候是不是从急诊来的病人和从门诊来的病人，都得在这个地方登记？
康亚东：对，都在这个地方登记，我们现在的流程就是这样，就是说当时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呢，放射科、检验科或者综合检查室，整个在一块地方。
柴静：那些发热的病人呢？
康亚东：发热的病人，当时只要是发热的病人，全到这儿来。
柴静：那时候比如说拍完一个病人，机器能消毒吗？
康亚东：不能。
柴静：一天得拍多少个人？
康亚东：一天一百多。
柴静：放射科后来有人倒下吗？
康亚东：放射科一直到封闭的第三天，26号晚上有一个发烧的，等到28号确诊为疑似转到地坛。
由于地处西直门立交桥西南角，人民医院是北京市民经常就诊的医院之一，但是这样一家大型综合医院，却没有传染病防治的传染科。
吕厚山：我们医院是个三甲医院，从门诊量、住院病人、急诊病人的数量，都是在北京市前三位的。我们没有传染科，我们医院的设计结构和医疗流程，都是为了方便病人，病人用最短的距离，能够做完这些检查什么的。
朱继红：在此之前，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在尽可能小的投入的情况下，获取最大的效益。
正是由于如此局促的设计，使得SARS突袭时，人民医院防不胜防；4月14日，这位曾经在天井内输液的患者被确诊为非典后，却被转入了呼吸科的普通病房。
柴静：当时你这个病房有其他病人吗？
患者：我那个病房啊？我那个病房几乎差不多都是满的。
柴静：当时跟你住在同一个病房的另外那些人，你知道他们是什么病吗？
患者：有肺结核的，有肺积液的，要不就是什么肺气肿的呀，反正就是这些病。
柴静：你并没有单独被隔离？
患者：我开始，就是我发烧发到最高那会儿吧，说给我搁一个单间去，因为这一排不都是个大房间吗，两个角是小单间，给我隔离跟我爱人说。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没给我隔离。
吕厚山：医院面对的情况就是知道要隔离，但是没有隔离病房，我们的床位使用率是103％，上哪儿去呢？所以我们没办法，逼着我们又修了第二个，要把拆掉的锅炉房，也把它改造了。
这个改造花的时间长，80个小时，然后把它改造成SARS二号病房，隔离病房。因为我们就是紧着想把病人从天井和楼道里边清除出去。
朱继红：建设速度你认为很超前了，等你建成的时候，远远不够用。
4月18日，由于医务人员感染人数增多，人民医院决定把急诊科的医生值班室，改造成专门收治医务人员的SARS病房。
朱继红：这都是后来，这本来是个医生的值班室和休息室，后来因为改建成病房，就把它撤除了，改成一个护士的治疗室了，这就是人为地把这儿划一条道。
柴静：划一条什么道？
朱继红：这边是一个半污染区，里边就是住的病人了。
柴静：只能靠划一条道，来区分污染区跟半污染区。
朱继红：对， 只能在这儿划一条道。
从4月10日发生首例院内感染事件开始，人民医院医务人员的感染病例不断上升，在急诊科一共62名护士中，最后竟有24人发烧病倒。
柴静：急诊科最后倒下了24个护士，这24个护士分别是在哪些岗位上？
徐国英：这24个护士我们现在算了一下，就是说大部分都是在天井的一线的，扎针、输液、接药，跟病人直接接触特别密切的护士。
柴静：在那儿输液的这两天，你看见人民医院急诊科这些人的防护怎么样？
患者：防护？他们开始有时候，那么护士给我们扎输液都不戴口罩，那会儿都不戴，后来才戴上口罩，但是什么防护镜、那帽子都没戴。
柴静：没有？
患者：没有。
柴静：在急诊已经发现了被确认的病人之后，医院有没有组织大家做一些培训，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去防护？
雷斌：我好像没有注意到。
柴静：你那时候对防护这两个字的理解是什么？
雷斌：反正心里有一点害怕了，然后对自己多注意点，戴了两层口罩。
口罩、手套、防护镜、专用隔离衣是接触非典患者时的必要装备，但是在人民医院急诊科看到当时护士们穿的却使手术用的隔离衣。
徐国英：就穿这样的隔离衣，当时我们要进去的话，穿着这个隔离衣进去的。
柴静：就这一层？
徐国英：对，就这一层，然后戴着帽子，一次性的帽子。
柴静：眼镜有吗？
徐国英：没有眼镜，当时没有眼镜。
牛小秀：现在的隔离服，外面的护士就没穿过。
柴静：天井值班那些护士怎么办？
牛小秀：那些护士我们就是两个，就是口罩。
柴静：只有口罩？
牛小秀：只有口罩。我们护士问过我，怎么回事，说怎么没有隔离衣呀，我说确实领不来。
柴静：你们那时候应该很清楚，这种传染性有多大。
牛小秀：心里怎么不清楚啊？多一些防护生命就多一份保证，真是，怎么说呢，真正能多一点东西，多叫一点，多抢一点，心里就是更安稳，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告诉他们我现在领不来，所以那么多护士倒下，确实真的。
在最紧张的时候，甚至连口罩都难以保证。
牛小秀：医院里成立了一个指挥部，你要需要什么东西都去找他们，就是那样。但是口罩这些东西必须得消毒，四个小时换一次，所以我再去领就领不来，每次去都说‘不行’，说没有了，要不就说，你再过一两天来。
柴静：那怎么办？
牛小秀：跟洗衣房联系，洗衣房也供应不上，我们就一个小的消毒锅，消毒不出来怎么办？算了吧，咱们自己洗。那怎么办呢。
柴静：自己怎么洗？
牛小秀：然后领了一个洗衣机，然后从手术室，手术室有一个小蒸锅，是人家自己消毒。自己里头穿的衣服的小蒸锅，说给借下来吧。
4月14日，在天井值班的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也因感染了非典而倒下，当时正在SARS病房值班的朱继红赶回了急诊科。
朱继红：4月14号丁主任病了之后，回到急诊科之后，急诊科的状况要比SARS病房要隔离得多。
柴静：你看到什么了？
朱继红：上班的医生和护士想进污染区，没有衣服，有的时候不能够保证每个班换一次衣服，我自己就有好几天穿着同一条裤子的经历。
柴静：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朱继红；自己小心一点吧，知道，怎么不知道。
柴静：你找过办法吗？你是急诊科的主任。
朱继红：那是我的责任，我不应该不找。所以说我找了，并且不止一次地找了，反正是没货，我所知道的就是没货。
吕厚山：部里头最近开了一个会，是在11号还是几号，我已经忘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要穿防化衣的，要戴面具的，这个隔离病房里，这是介绍309的经验。那时候我们再去买，回来就什么都买不到，甚至有时候咱们自己做，连白布都买不到。后来托人走后门，你比如说定一千套，能给你一百套就算不错了。
牛小秀：有时觉得对不住他们，真的，没给他们足够的防护东西，如果要是能给他们足够防护的这些设备、衣服，他们可能就不至于倒下那么多，我真的很伤心，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还是医院的错。
吕厚山：思想的准备，物质的准备，远远地没有病情的变化和病情的蔓延快。
柴静：治疗跟照顾这么多的SARS病人，你们哪儿来的条件？你们怎么防护的？
朱继红：我们靠精神防护，是肉搏。
由于感染SARS病毒的病人和医务人员越来越多，人民医院决定关闭天井这个重要的疫源地。
朱继红：4月11号或者是12号的样子，决定关闭天井。但是事实是由于病人的缘故太多，没法关掉，那么就采取的措施就是说，转出一个病人就撤走一张床，把床放在楼道里边，当时到4月17号观察的时候，我们还有三名病人没有，我们把三个病人强行挪到楼道里。但是当时是4月中旬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冷的，病人有一些抱怨，但是当时还是为了关掉天井的大局，我们还是把它关了，因为你只要这个门不关，就总是有人进来，你进来就永远关不掉，关不掉就有可能造成新的感染。
4月17日，这个最大的污染源终于被关闭。
柴静：你把这个门关上之后，心情怎么样？
朱继红：当时是一种愉悦的感觉。
柴静：愉悦？
朱继红：因为终于把这个门给关上了，保护医生、保护护士、保护工作人员，也保护那些可能不发烧的病人，关这个门的时候心情还是很愉悦，一种完成任务的感觉，你当时觉得关上这个门，急诊室就安全了，真的当时是这么想的。发烧门诊也开了，天井也关了，该安全了吧，没有污染源了。
柴静：4月17日是星期四，人民医院终于关掉了这个被称为天井的重要疫源地。这时距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已经过去了12天，被感染的人数还在一天天增加。
在关掉了天井之后，为了方便病人就诊，人民医院在急诊科的旁边，开设了专门的发热门诊。
柴静：既然你们4月5号开始就有病人了，为什么这个发热门诊一直没开呢？
朱继红：主要是没有地方，我们在那边不是没有开发烧门诊，而是说发烧门诊和急诊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柴静：这个发热门诊什么时候开的？
朱继红：这是4月18号决定开的。4月18号培训完，把这清理完毕，消毒完毕之后，4月19号早上9点开的。
柴静：4月19号开了发烧门诊，那一天收了多少人？
朱继红：从这上面。 我来动吧。一篇是20个，将近80个。
柴静：第二天呢？
朱继红：大约应该是在170多人吧。
柴静：来了170多个发热的人，你这儿怎么安置？
朱继红：我所有的空间，重的病人躺在床上。
柴静：那也就五张床。
朱继红：就五张床。轻的病人，椅子。这地方坐不下了。
柴静：这儿的椅子不会超过十把，剩下100多个人怎么办呢？
朱继红：咱们还有地方。这个基本上保持了当时的原貌，应该说当时如果都坐上人的话，要比现在光靠空床的概念可能会那种感性的认识强得多。咱们现在站的地方都坐的人。
吕厚山：我们的发烧门诊一共看了8363个病人。您想象多大的一个数量，将近快一万人，所以就这么几天的时间，那么小的一个环境，说句实话，怎么能够不感染？怎么能够不污染？
朱继红：病人越来越多，医务人员越来越少。
柴静：你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吗？
朱继红：最坏的打算对我个人来讲就是病倒的问题，对科室来讲就是全部病倒的问题。
吕厚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连续地向上级反映我们的实际情况，而且我们要求的是，能够第一，停诊，我们就想停诊，病人别来了，免得向社会播散；第二个，赶紧把所有的病人都转走。
4月2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一行来到了人民医院。
曾光：病人都是屋子里放着，楼道里也放着，实际这些人很难不被相互感染。我们当时就发现，在人民医院在当时的条件下，想把发热病人和非发热病人分开，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事先没有规划，实际上它的观察室已经充满了疑似病人。
在经过一番细致调查之后，曾光向北京市主管部门提出了三点意见。
曾光：第一条，我认为这个医院的现实条件，不适合接收SARS病人；第二条，已经在医院堆积的这么多病人，需要立即转走，应该优先考虑这个医院；第三条对医院应该停诊。
4月24日，建院85年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历史上第一次关门停诊。
柴静：你现在再回头想想那段时间的心情？
徐国英：我不敢想，我觉得是一场恶梦，真的。我现在进到这里来我都心慌，都不敢进了。我一看了之后，就想到我们的护士，我们的医生，那么多人倒下，我倒并不是怕SARS这个病，我看到这么多护士这么多医生都倒下了，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倒下的地方，甚至离开我们，非常非常难过。
在隔离期间，5月2日急诊科主任丁秀兰因病去世。在我们采访期间，5月27日，急诊科护士王晶也离开了人世。
柴静：人民医院的这场战争太过惨烈了，如果下一次还会有这么大的危机要来的时候，人民医院的急诊科能打赢吗？
朱继红：如果按照现在的布局，现在的条件，我想如果再打的话，还是会失败。
目前，中国预防疾病控制中心正在对人民医院感染事件做进一步的调查。人民医院也在进行内部整理，准备重新开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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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柴静“非典”时期做的调查节目共四期，分别是《北京:“非典”阻击战》、《征服感染》、《非典时期的王府井》、《“非典”突袭人民医院》。
